知青追思：当年为了去公社当电影放映员，我做了大队书记家的女婿

知青追思：当年为了去公社当电影放映员，我做了大队书记家的女婿

那是一九七零年的春天，天还没有完全暖起来，北方的风仍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叫陈明志，十九岁，是从城里下乡到兴农大队的知青。

我家在城里是工人家庭，父亲在纺织厂当机修工，母亲在同一个厂里当纺织女工，还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在上高中。

家里条件不好，四口人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父亲每月工资五十六元，母亲四十二元，加起来还不到一百元。

我下乡那天，母亲硬是从自己的＂票证子＂里挑出一张布票，塞进我的行李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

她说：＂明志，妈知道你不容易，到了农村，有啥困难，你就写信回来。＂

我至今记得离开那天，妹妹陈小兰站在村口，一直望着我离去的背影，直到我走出很远，回头时，她还站在那里，小小的身影在朦胧的晨雾中渐渐模糊。

下乡第一年，我和其他几个知青一起住在大队部后面的一间草房里。

冬天冷得刺骨，屋里生着煤炉子，但炉火微弱，只能照亮一小片地方，根本驱不走刺骨的寒冷。

夜里睡觉，我们几个知青把所有的被褥都堆在一起，像冬眠的动物一样挤作一团，才能勉强熬过漫长的夜晚。

我干过各种农活：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担粪。

手上长满了老茧，皮肤晒得黝黑，但心里始终有个梦想——当一名电影放映员。

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电影是农村最大的文化娱乐。

每当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来大队放电影时，我总是第一个赶到场地，帮忙支起银幕，然后站在放映员旁边，看他熟练地操作放映机，调整焦距，一帧一帧地把生活的色彩和故事投射到白色的幕布上。

那一刻，他就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

＂师傅，这机器怎么走电的？＂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那位姓王的放映员。

王师傅眯着眼睛看了看我：＂小伙子，有兴趣啊？这是手摇发电机，你要是想学，下次来我让你试试。＂

从那以后，每次放映队来，我都早早地守在那里，帮王师傅搬设备、支银幕，换着法子讨教放映机的使用方法。

王师傅见我热情，也乐意教我，偶尔还让我试着摇几下发电机。

那沉重的摇把转起来并不容易，我摇得满头大汗，手掌都磨出了水泡，但心里却乐滋滋的。

大队书记李长河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身材魁梧，说话声音洪亮，走路带风。

他曾是老八路，胸前别着一枚纪念章，在大队里威信很高。

他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李铁山已经二十二岁，在县里当了民兵连长；老二李铁柱二十岁，在大队当会计；最小的是个女儿，叫李秀梅，比我小一岁，在大队当了小学老师。

李秀梅性格温顺，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和她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经常来知青点，给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讲解农活的要领，教我们怎样和农民打交道。

久而久之，我对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产生了好感。

有一次，我在田里干活不小心被镰刀划伤了手，鲜血直流。

李秀梅正好路过，看见了，急忙跑过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地给我包扎。

＂陈知青，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她皱着眉头说，声音里带着责备，眼睛里却满是关切。

＂没事，小伤。＂我强作无事地说，却不自觉地被她的温柔所打动。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村口的小溪边洗手，李秀梅从小学放学回来，看见我，停下脚步。

＂陈知青，听说你想当电影放映员？＂她怯生生地问。

我抬起头，有些诧异：＂你怎么知道的？＂

＂村里人都知道啊。＂她笑了笑，＂我爹说，公社文化站刚好缺一个放映员助手，想找个有文化的年轻人。＂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真的吗？那......那需要什么条件？＂

＂主要是要有初中以上文化，懂点机械，还有就是......＂她顿了顿，脸微微红了，＂还有就是最好是本地人，或者......或者和本地人有亲戚关系。＂

我心里一沉。

我是外地知青，在这里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就在我失望的时候，李秀梅又低声说：＂我爹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和我处对象，那样你就算是本地人了。＂

这话让我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李秀梅见我不说话，脸更红了，转身就要走。

我急忙叫住她：＂秀梅，等等！＂

她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这事......让我想想。＂我说。

回到知青点，我躺在硬板床上，望着草房的屋顶发呆。

当电影放映员是我的梦想，但为此要和一个并不十分了解的姑娘确立关系，这让我感到犹豫。

然而，想到能够离开繁重的农活，能够走村串户放电影，能够接触到城里来的新闻和文化，我的心又蠢蠢欲动。

那晚我彻夜未眠，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李秀梅的身影，她温柔的目光，她轻声细语的话语，还有她给我包扎伤口时的关切。

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农村姑娘已经走进了我的心里。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李秀梅，答应了这件事。

当晚，李书记请我去他家吃饭，席间，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小陈，你真心喜欢我闺女吗？＂

我点点头：＂李叔，我尊重秀梅，也愿意对她好。＂

李书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行，那我就安排你去公社文化站学放映。不过记住，对我闺女好点，她从小没了娘，性子软，经不起委屈。＂

＂李叔，我保证。＂我郑重地说。

李书记点点头，转身从屋角的木箱里拿出一瓶白酒，咣当一声放在桌上：＂今天咱爷俩喝一杯，就当是订了亲。＂

酒是高粱酒，辣得嗓子眼儿直冒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李书记满意地看着我：＂小伙子有股劲儿，好，明天我就去公社说说这事。＂

就这样，我和李秀梅的关系在村里公开了。

两个月后，我被调到公社文化站，成了电影放映队的一员。

刚开始，我只是帮着扛设备，支银幕，打杂。

渐渐地，老放映员教我怎样操作放映机，如何修理简单的故障。

我学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独立放映了。

成为放映员后，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用每天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而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放映设备，走村串户。

每到一个村子，村民们都会热情地帮我搬运设备，支起银幕，期待着夜晚的到来。

当银幕上出现画面的那一刻，听着村民们的欢呼声，我感到无比自豪。

有一次，我去一个偏远的小村子放映。

天刚黑，村里人就扛着凳子，拎着马灯从四面八方赶来，老老少少挤了个满满当当。

我刚要开始放映，突然发现放映机的灯泡不亮了。

面对几百双期待的眼睛，我急得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地检查放映机，但怎么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就在这时，一个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来：＂小伙子，让我看看。＂

老人家七十多岁了，据说年轻时在城里当过机械师。

他戴上一副老花镜，仔细检查了一会儿，然后指着机器里的一个小零件说：＂这个保险丝断了，我家里有类似的，我去拿来试试。＂

十分钟后，老人带回一个小零件，装上去，放映机立刻亮了起来。

村民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感激地握住老人的手：＂谢谢您，大爷！＂

老人家笑呵呵地说：＂不谢不谢，能看上电影，我们才要谢谢你呢。＂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我和李秀梅的关系也在这段时间里逐渐加深。

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总是默默地为我做许多事：帮我洗衣服，缝补破洞的衣裤，有时还会给我送来自家种的蔬菜和自己蒸的馒头。

我渐渐被她的善良和朴实所打动。

一次，我骑车从外村回来，半路上遇到了倾盆大雨。

我浑身湿透，风雨中艰难地推着自行车回到公社。

刚进文化站的门，就看见李秀梅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伞和一件干衣服，脸上写满了担忧。

＂我听说你去杨家村放电影，看天要下雨，就想着给你送伞，没想到还是晚了。＂她歉疚地说。

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衣角和头发，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年后的春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那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院子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乡亲们。

我穿着一件新的蓝色中山装，李秀梅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看起来格外美丽。

婚礼很简朴，没有豪华的场面，没有昂贵的礼物，但却充满了真情实意。

婚后，我们住在李书记家的东厢房。

生活清贫但平静。

每个月我能拿到二十八元工资，加上李秀梅教书的十八元，勉强能维持生活。

虽然比不上城里的生活条件，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每天晚上，我和秀梅坐在小油灯下，她批改学生的作业，我修理放映设备或者看书。

偶尔，我们会聊起将来的计划：存钱买一台缝纫机，再添置一些简单的家具，也许还能有个孩子。

然而，好景不长。

婚后第二年，公社合并，文化站被撤销，电影放映队也被并入县文化馆。

我不得不回到大队，重新下地干活。

回到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已经习惯了放映员的生活，突然又要面对繁重的农活，心里很不是滋味。

李秀梅看出了我的失落，每天都想方设法安慰我。

她说：＂明志，没关系的，咱们还年轻，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看着她瘦弱的身影在田间劳作，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我心里充满了愧疚。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改变现状，不能让秀梅一直过这种苦日子。

正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县文化馆要招收放映员，但要求有高中文化程度。

我只有初中毕业，差了一截。

李秀梅知道后，鼓励我去试一试：＂你去找找我爹，看能不能帮忙说说情。＂

李书记听说这事后，二话没说就去了县里，找到了文化馆的馆长。

几天后，他带回了好消息：馆长同意让我参加考试，如果成绩合格，可以破格录用。

＂馆长说了，实际操作经验比文凭更重要，你有基础，应该问题不大。＂李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如获重生，开始拼命复习初中知识，还向大队里的几个高中毕业的知青请教。

李秀梅也帮我找来了一些书，晚上点着煤油灯陪我一起学习。

有时候学到深夜，她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只要我一动，她就立刻惊醒，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我心里却充满了希望。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鸡叫之前起床，借着晨光复习数学和物理；白天干完农活，晚上继续学习到深夜。

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想到能重新当上放映员的希望，我就又精神起来。

考试那天，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县城。

考场设在县文化馆的会议室，一共有二十多人参加考试，大多是高中毕业生，看起来信心满满。

我心里忐忑不安，但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了考场。

考试内容并不难，主要是一些语文、数学的基础题，还有一些关于电影放映机原理和操作的实际问题。

由于我有实际操作经验，后面的题目回答得很顺利。

考完后，主考官告诉我们，结果会在一周内通知。

回到村里，我的心始终悬着。

每天都盼望着有人来通知我考试结果。

李秀梅比我还着急，每天都跑去大队部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或通知。

终于，在第六天的下午，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村里，手里拿着一封信。

我远远地看见了，心跳加速，立刻跑过去。

那人问：＂请问陈明志在哪里？县文化馆有他的录用通知。＂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伸出手，表示我就是陈明志。

接过通知书，我的手在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成功了！我又可以当电影放映员了！

回到家，李秀梅看到通知书，高兴得跳了起来，一把抱住了我：＂明志，我就知道你能行！＂

晚上，李书记专门杀了一只鸡庆祝。

席间，他端起酒杯，对我说：＂小陈，这次是你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以后好好干，别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我感激地点点头，看向坐在一旁的李秀梅，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命运的转折点往往就在一个看似偶然的选择里。

第二天，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县里报到。

临行前，李秀梅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做的几双布鞋和一件棉背心。

她说：＂冬天就要来了，县城比咱们这里冷，多穿点。＂

我紧紧地抱住她，心里满是感动。

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了我的妻子，却用她的善良和坚韧支持着我追逐梦想。

离别的时候，李秀梅没有哭，只是站在村口，目送我走远。

我回头看她，阳光下，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坚定而美好。

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我的生活越来越好。

工资提高到了四十五元，每个月我都会寄一部分回李秀梅那里。

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回村里看她，带上一些县城里买的小东西——一块肥皂，几个水果，或者一本书。

每次回去，李秀梅都会在村口等我，远远地看到我的身影，就小跑着迎上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们在田埂上散步，聊着这一周发生的事情，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虽然有些辛苦，但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文化馆的工作虽然忙碌，但充实而有意义。

我负责县里几个公社的电影放映工作，每个月要走遍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

夏天烈日炎炎，我骑着自行车，背着放映设备，汗水湿透了衣背；冬天寒风刺骨，我裹着棉衣，踩着冰雪前行。

但每当看到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了。

有一次，我去一个山区村庄放映，赶上了大暴雨。

山路泥泞，根本骑不了车，我只能扛着设备步行前进。

走到半路，发现一条小溪已经涨水成河，无法通过。

我站在河边，又累又急，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几个村民看到了我，二话不说，脱了鞋袜，挽起裤腿，趟水过来，帮我把设备扛到了对岸。

那天晚上，尽管浑身湿透，我还是按时放映了电影。

村民们在雨中搭起了一个简易棚子，遮住放映机，自己却淋着雨观看。

看着他们专注的眼神，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它的意义。

两年后，李秀梅也调到了县城的小学教书，我们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子，终于可以一起生活了。

尽管房子简陋，但我们都很满足。

每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油灯下，计划着未来：存钱买一台收音机，再添置一些家具，也许过几年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小院子。

生活虽然清贫，但充满了希望和温馨。

那些年，我见证了农村的电影放映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的变迁。

我记得第一次放映彩色故事片时，村民们的惊叹和欢呼；也记得第一次用上扩音喇叭，大家激动得像过节一样。

我也从一名普通放映员成长为放映队的技术骨干，负责培训新来的放映员，还参与了县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的安装调试工作。

改革开放后，县里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有了电影院，有了电视台，有了文化广场。

我的工作也从单纯的放映电影扩展到了组织文艺演出、编辑广播节目等多方面。

李秀梅在教育岗位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教导主任，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

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成员——一个健康活泼的男孩，取名陈希望，寓意着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后来，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叫陈晓梅，活泼可爱，是我们家的开心果。

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从租房搬进了单位分的两居室，家里添置了电视机、收音机、自行车等当时算得上是高档的物品。

孩子们也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丰富。

回望那段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岁月，我时常会想：当初为了当放映员而＂入赘＂李家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没有那个决定，我可能一直留在那个偏远的大队，在田间地头度过一生；又或者，我会像许多知青一样，在政策允许后回到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

但无论如何，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正是那个看似仓促的决定，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秀梅，也让我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光荣的放映员。

现在，我和李秀梅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上了大学，小的在县中学上高中。

我们从小房子搬进了单位分的两居室，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李秀梅已经是县实验小学的校长，我也从县文化馆调到了市广播电视局工作。

那个曾经走村串户放电影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局里的科长，负责全市的电影放映和电视转播工作。

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县城扩建成了市，道路拓宽了，楼房高了，商店多了，人们的口袋也鼓了。

曾经只能通过电影了解外面世界的乡亲们，如今家家都有了电视机，有的甚至装上了卫星天线，能收看到香港和外国的节目。

我们单位也从过去的几台老旧放映机，发展到了现代化的广播电视设备，覆盖了全市每一个角落。

每当我走在市区的街道上，看到如今繁华的景象，就会想起当年那个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的年轻放映员，恍如隔世。

有时候，我会把那些老照片拿出来给孩子们看：黑白的画面里，年轻的我和李秀梅站在放映机旁，身后是一群期待的村民。

孩子们总是好奇地问：＂爸，那时候真的没有电视吗？＂

＂当然没有。＂我笑着回答，＂那时候，看一场电影比过年还热闹呢。＂

李秀梅则会补充道：＂你爸爸可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人，走到哪个村子，都有人热情地招呼，请他吃饭呢。＂

如今，走过了大半辈子，回首往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个春天，在小溪边与李秀梅的初次对话，记得她红着脸说出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提议。

我也记得第一次独立放映电影时的紧张和自豪，记得乡亲们在银幕前专注的眼神和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些年，我用一台简陋的放映机，为偏远的村庄带去了外面世界的色彩和声音；而今天，我的工作已经扩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初心从未改变——用文化的力量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李秀梅常说：＂明志，你是有福气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

也许她说得对。

人生如同一部电影，由无数个场景和选择组成。

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当年那个为了当放映员而做出的决定，成就了我的职业生涯，也成就了我幸福的家庭。

如今，当我站在生活的这一端回望，不禁要问：命运是早已写好的剧本，还是我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编织出的独特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