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故事：陕甘红星

1927年8月7日，面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清党”反共行径，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根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委员唐澍、白明善等前往陕北清涧县，与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取得联系，指示他们寻机发动武装起义。

谢子长是陕西安定人，1925年，2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他利用安定县民团团总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发动群众严惩土豪劣绅，创办农民协会，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共产党员李象九和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旅长石谦是同乡，他向石谦建议将谢子长的民团收编。石谦对谢子长早有耳闻，很欣赏他的才干，再加上可以扩充兵力，就同意了。李象九被任命为3营营长，谢子长任连长。

谢、李两人积极地在11旅尤其是3营中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特别支部。在他们的影响下，旅长石谦也逐渐倾向革命，暗中支持他俩的活动，这使党的组织在11旅有了较大发展，许多班排长都成为共产党员。

军阀井岳秀得知石谦支持和倾向革命后，对其产生杀心。1927年8月下旬，他以做寿为名，将石谦诱骗到榆林杀害。

石谦被害一事引起11旅官兵的极大愤慨与悲痛，全旅上下弥漫着一股为石旅长报仇的情绪。谢子长、李象九及唐澍、白明善等一致认为，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发动武装起义。

商议后他们决定：以李象九的3营为主，联合驻清涧的4个连共近千名官兵起义，然后南下攻占宜川。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了他们的起义计划，并指示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唐澍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为委员。

10月12日晚，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呐喊声中，近千名官兵在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下，在陕北清涧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啪啪啪···”清涧城内枪声不断，此起彼伏。起义部队行动敏捷，作战勇敢，很快就封锁了交通要道，割断了清涧国民党驻军与榆林总部联系的电话线。

10月13日凌晨，起义部队离开清涧南下，向宜川进发。途经延川县时，与城内起义军里应外合，占领了延川县城。起义军不顾疲惫，继续南下，经过延长县城时，遭到守敌阻击，经过一番激战，歼灭守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

15日清晨，清涧的起义部队来到宜川城外，城里的起义部队闻讯，立刻打开城门。守城的国民党军旅长见势不妙，带少数士兵仓皇逃跑，剩下的守敌全部缴枪投降。

起义军纪律十分严明。就在清涧起义爆发后，李象九的卫兵黄福财乘机打劫群众。他在一家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问：“这个值多少钱？”当铺掌柜一看这阵势，吓得浑身哆嗦，不得不给了他一笔钱。

谢子长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把黄福财抓起来，并召集起义军进行思想教育。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出身，咱们的大和妈，哪个不是老百姓呢？苦害老百姓，就是苦害咱们的大和妈！就要受到处罚！”（大，陕北方言，意思同爸。）

为了严明纪律，黄福财被当场枪毙。这件事使广大起义军官兵深受教育，此后，从清涧南下到宜川的途中，再没有发生过一起侵害百姓利益的事件。

“起义军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这句话被老百姓口口相传，一路上许多农民积极要求参加起义军，到宜川会师时，部队发展到了1700余人，枪3000余支。起义军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任营长。

在研究部队整编及下一步行动方案等问题时，起义军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大家推荐唐澍立即回西安向省委汇报，部队驻守宜川休整待命。

军阀井岳秀得知自己的部队在清涧举行了武装起义，惊惧万分，紧急调遣6个营的兵力，围攻宜川城。由于指挥失误，起义军在突围中损失惨重，经过一番血战，最后仅300余人冲出重围，转移到了韩城。

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到韩城重组中共陕西省军事委员会，准备再次发动起义，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总指挥。

1928年元旦，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率游击支队北上突袭宜川城，由于事前没摸清敌情，再加上敌人火力强大，战斗失利，游击支队被迫向北转移。在转移途中又遭到敌人几次袭击，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了10余人。

李象九未随游击支队北上攻击宜川，他离开部队，奉命绕道山西去上海从事革命斗争。1934年李象九来到黄龙山，以“垦荒”名义招兵买马，扩充革命武装力量。1935年他率部到达陇东后，其所属部队编入陕甘红军。

清涧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认真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南、华县地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

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唐澍、谢子长前往洛南三要司，去向那里的共产党员许权中和刘志丹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并与他们一起领导起义。许权中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3旅旅长，刘志丹任该旅参谋主任。

刘志丹，陕西保安人，1924年成为陕北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8年初，他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许权中旅从事兵运工作。

根据省委指示，唐澍任新3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刘志丹则对新3旅党团组织、官兵思想作风进行了全面教育和整顿，以确保该旅在起义时能完全听党指挥并发挥出顽强战斗力。

在新3旅紧锣密鼓地进行教育整顿和加强军事训练的同时，渭华地区党团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穷苦农民热情高涨，积极加入农民协会，批地主、斗恶霸，宣布成立苏维埃。

4月，中共陕东特委成立，并创建了陕东赤卫队。有了赤卫队的支持，农民斗争的劲头儿更大了，他们收缴反动民团的枪支，分地主粮食，烧掉地主的契约、陈账，农民革命如燎原之火在渭华大地熊熊燃起。

就在渭华地区农民革命斗争顺利发展时，敌军1个团突然发起袭击，被陕东赤卫队击退。为防备敌人反扑，陕东特委紧急派人给中共陕西省委送信，建议许权中旅立即起义，到渭华地区配合农民的革命斗争。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陕东特委的建议，并派人传达指示。可省委指示还没到，许权中先接到了上司国民党陕军渭河以南总指挥李虎臣的命令：即刻率部出发，前往潼关阻击冯玉祥的部队回陕。

许权中急忙召集刘志丹等商议对策。刘志丹说：“新3旅是我党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怎能为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流血牺牲？我建议立即起义！”与会者大多表示赞同，也有人提出没有省委指示不能擅自起义。

会议最后决定：一面执行李虎臣的命令，一面立即派人去省委请示。负责传达省委指示的同志在潼关找到许权中时，新3旅已经在战场激战两天了。接到省委指示，许权中立刻带领部队撤离战场，开赴渭华地区。

李虎臣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兵阻拦，经过一场激战，新3旅冲破阻拦，继续向渭华地区开进。4月下旬，部队到达华县瓜坡镇，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宣布起义，脱离军阀李虎臣。

起义部队在渭南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辖4个大队、1个骑兵队，近1000人。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司令，刘纪增任政委，许权中任总顾问兼骑兵队队长，谢子长任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渭南、华县万余农民在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下，在崇凝及其附近地区举行起义，成立了渭南县崇凝区苏维埃政府。

西北工农革命军与陕东赤卫队相互配合、并肩作战。他们占领集镇，惩办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在渭南、华县方圆200里建立了40多个区、村苏维埃政权。穷苦老百姓常年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腰板也挺直了。

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从6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连续两次对渭华地区进行大规模“进剿”。革命军和赤卫队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奋勇抗敌，两战两捷。

6月19日，国民党军集中3个师的兵力，由地主民团作先锋和向导，分东、中、西3路向渭华地区发起第三次“进剿”。敌人兵力众多，武器精良，来势十分凶猛。

工农革命军在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下，顽强抗击十几倍于己的敌兵。虽然阵地被敌人的炮弹炸平了，革命军战士一个个倒下去，但他们毫不畏惧，英勇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

7月1日，部队到达洛南县碾子沟一带，陷入敌人重围。革命军与敌人苦战数小时，西北革命军司令唐澍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少数人员分散转入隐蔽斗争。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陕西的革命形势迎来转机。中共陕北特委制定了以“白色”为主（深入国民党军开展争取工作），“灰色”（派人争取土匪）和“红色”（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为辅的新的斗争策略。刘志丹奉命回到家乡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打入保安县民团开展工作，用合法竞选的策略挤走原民团团总，自己担任团总。他在民团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采取废除打骂制度、改善官兵生活、加强军事训练等方法，把保安县民团改造成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

为了专心做好兵运工作，刘志丹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一职，并打入宁夏军阀苏雨生部，被任命为第8旅16团中校副团长。与已在该部担任第11旅旅长的谢子长一起，为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培养军事干部。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趁着军阀混战急于招兵买马之机，谢子长、刘志丹又打入陇东军阀谭世麟部，分别担任第3团团长和第6营营长。他们利用身份便利，在陕甘边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从1929年至1931年上半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等除了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的军阀部队和民团中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外，还积极组织建立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为了解决游击队枪支短缺的问题，刘志丹派游击队员们化装成货郎、磨刀师傅、木匠等，到各个村子打探，看看哪个村来了国民党军，哪个村的地主有枪。

腊月的一天，化装成货郎的游击队员郭根存像往常一样背着货包，来到一个村里。他一边打开货包大声吆喝：“谁买杂货呀？”一边机警地观察周围情况。

忽然，他看见5匹膘肥体壮、毛色油亮的骏马走过来，就问围在货包周围挑选杂货的老乡：“这是谁家的马呀？这么好啊！ ”“谁家能养活起？是李家女婿来了，人家是大官！”一位抽着旱烟袋的老大爷没好气地说。

听了老大爷的话，小郭专门到李家院门外来回走动，高声叫卖。不一会儿，从院里出来了个20岁上下画眉擦粉的小媳妇，她胡乱翻腾了一下郭根存的货包，说了声“跟我来”，就进了院子。

郭根存紧跟着进了李家大院，趁小媳妇回正窑取钱的机会，仔细观察院里的情形，发现南窑护兵住的屋里墙上挂着好几支长短枪。小郭收了小媳妇的钱后，赶紧离开村子，回去汇报情况。

刘志丹听完郭根存的汇报非常高兴，笑着说：“你今天侦察的情况很好，辛苦了！”接着又详细问了大门洞高不高，墙上插着酸枣树枝没有，院里有没有狗等。

天黑后，刘志丹带着十几名队员，头包手巾，画了脸面，每人手里拿着红布包着的真枪或假充枪的扫帚把子，出发了。

半夜时分，游击队员们悄悄来到李家大院门外，听了一会儿，院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大家刚要翻墙，忽然从门洞里出来一个护兵，大家赶紧趴下，原来他是要到马厩喂马。

刘志丹悄声指定两名队员留在门洞捉住喂马的护兵，其余的随着他跳进院子，直奔护兵住的南窑。

南窑屋里灯还亮着，但没有人，大家贴着墙根，鸦雀无声地进了屋。刘志丹说了声：“谁拿的假枪，快来换真枪。”几名游击队员立刻打开红布包，扔掉扫帚把子，每人从墙上取了一支真枪。

刘志丹提上马灯，带领大家轻手轻脚地来到正窑捉当官的李家女婿。借着马灯发出的弱光，透过窗户，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被窝里睡觉，枕头边放着一支手枪。

刘志丹推开门走进去，敏捷地拿起枕头边的手枪，那女人惊醒了，刚要喊叫，一名游击队员上前将一块毛巾塞进了她的嘴里。刘志丹压低声音说：“我们是红军，你男人呢？”那女人哆哆嗦嗦地用手指了指西院。

果然，西院屋里传来了玩牌的吆喝声，耍牌的人玩得正欢。刘志丹安排一部分人守在左右窗子前，带着5个人一脚踢开门进去，用枪指向这群赌棍：“不许动！举起手来！”游击队员们顺势又夺下几条枪。

刘志丹带兵夜袭李家大院惊动了全村，老乡们都跑出来看热闹。刘志丹说：“乡亲们，国民党军到处搜刮我们老百姓的油水，我们要起来和他们斗争！”老乡们备受鼓舞，无不拍手称快。

1930年秋，陕甘边地区的3支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倒水湾会合。在刘志丹领导下，游击队整编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这是陕甘边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

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等率领下到达南梁，与南梁游击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2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连战连捷，歼灭了旬邑县职田镇民团，捣毁了区公所，还当众焚烧了地主强加给百姓的债务契约，把地主劣绅的粮食分发给了贫苦老百姓。

国民党陕西当局获知情况后，急调1000余人，气势汹汹地开赴职田镇。谢子长沉着应战，将两个步兵大队埋伏在阳坡头，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敌军仗着兵力多、武器好，进行猛烈反击，枪炮声响成一片。

就在敌我双方激战正酣、相持不下之时，谢子长命令警卫队和骑兵队，悄悄迂回到敌军两侧，突然发起攻击。敌军中的地下党员李明轩趁机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啊！”受惊的敌人闻声争相四散逃窜。

游击队乘胜展开全线追击，敌人无心恋战，只顾逃命，死伤惨重。职田镇一仗毙伤敌军500余人，缴枪400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打的第一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职田镇大捷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游击队的士气。4月20日，在谢子长等率领下，游击队一举攻占了旬邑县城，歼灭守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俘敌300余人，缴枪400余支，还击毙了敌县长和警察局长。

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在这里部队获得大批给养，还打土豪、分田地，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当地老百姓传唱着信天游：“红军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砸开万年链，全靠谢青天。”

旬邑战斗后，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他诬蔑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把谢子长派去甘肃搞兵运工作，让刘志丹担任游击队总指挥，还对游击队进行了新的改编。

县城被占、县长和警察局长被杀，这令国民党当局火冒三丈，他们当即派重兵前往“进剿”。刘志丹审时度势，率领游击队撤出县城，开展游击战，半个月内，9战9捷，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杜衡又对刘志丹起了疑心，派亲信李艮任游击队政委，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李艮根本不听刘志丹的建议，令游击队进攻敌人坚守的据点，致使游击队损失近半。

在陕甘游击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两位老战友密切配合，对游击队进行整顿后，一起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打游击。

在陕甘游击队行进到耀县照金时，谢子长、刘志丹获得情报，附近几个县民团五六百人，在国民党正规军协助下正向他们“围剿”而来。谢子长、刘志丹商议决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主动撤离照金，造成逃跑的假象。

立功心切的民团果然中计，火急火燎地扑进照金，一见没有游击队的人影，就以为是被他们吓跑了，得意忘形，忙着到处抢劫财物，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庆祝“胜利”，一直闹到半夜时分。

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下，连夜急行军，又杀回照金。凌晨时分，向睡梦正酣的敌人发起突然进攻，“哒哒哒···”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

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有的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被活捉了，不到一小时，歼敌400余人，缴枪200余支。这时，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人已离照金不远，谢子长、刘志丹决定率部迅速撤离照金。

游击队在照金战斗中大获全胜，令敌人恼羞成怒，他们集结重兵，扬言10 天之内全歼陕甘游击队。游击队兜了几个圈子，仍然摆脱不了敌人围攻，谢子长、刘志丹商议后决定化整为零，兵分三路，隐蔽到人民群众中。

经过1个多月的分兵隐蔽，游击队不但保存了实力，还发动了群众，扩大了兵力。1932年12月，分散隐蔽的三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幕塬又会合了。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团，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军、团两级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为政治处处长，谢子长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工作。

红26军2团成立后，接连取得了焦家坪、姚渠等战斗的胜利，消灭了很多反动民团，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占领的区域日益扩大，至1933年春，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本形成。

革命形势刚有好转，杜衡又站出来瞎指挥了。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出要攻打已同红军订立友好协定的民团，与会同志纷纷表示反对。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但杜衡哪里听得进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红2团在他指挥下，突然向夏玉山和照金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发起进攻。这些民团又惊又怒，纷纷联合起来对付红军。结果，红2团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到香山寺休整。

谁知，杜衡召集团领导开会，竟要火烧香山寺，他说：“香山寺满是亭台楼阁、庙宇宫殿、苍松翠柏，万一哪天敌人驻扎在这里，咱们要攻打遇到的麻烦可就大了。”

杜衡一意孤行，错上加错，强令红军放火烧毁香山寺。这一举动激起了广大僧侣和善男信女的愤怒，他们对红军产生了敌对情绪，到处散布红军杀人放火的消息，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声誉。

在杜衡“左”倾路线领导下，红2团兵力越来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艰难。杜衡产生了畏难情绪，决定放弃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到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刘志丹作为渭华起义领导人，最了解那里的情况。他说：“渭华起义失败后，那里的革命群众受到敌人残酷镇压和屠杀，党组织被破坏，在那里重新建立根据地，还不如把已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照金根据地建设好。”

当部队渡渭河时，遭到敌人重兵围堵。杜衡被数量庞大的国民党军吓破了胆，他以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开了处于危险境地的红2团。杜衡到西安后不久即被捕并且叛变了，省委机关因而遭到严重破坏。

杜衡走后，红26军政治委员由汪锋接任，刘志丹任参谋长。他们与团长王世泰一起率领部队，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拼死血战，边打边撤，渡过渭河继续南下。

7月上旬，部队撤退到临潼、蓝田地区时，遭到敌人两个旅的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2团伤亡惨重。刘志丹、王世泰和汪锋果断地各带100人，分3路轻装突围，终于冲出重围，进入终南山，但人员损失过半。

为了彻底消灭红2团，凶残的敌人在山里所有村落及每个出山路口都派驻了兵力，把终南山围了个严严实实。敌人还与地方民团配合，每天进山搜剿。

红2团指战员在终南山昼伏夜行，以野菜、山果充饥，在山洞石缝栖身，个个面黄肌瘦，身上的衣服破烂成了一条条。他们与敌人员战1个多月，最后只剩下了十几人。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批判了杜衡等人的“左”倾错误，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

10月4日，刘志丹历尽艰险，回到了照金，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当他得知陈家坡会议清算了杜衡等人的“左”倾错误时，紧紧握着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的手，百感交集。

摆脱了“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陕甘边红军，在王泰吉与刘志丹率领下，接连取得胜利，力量不断壮大。11月3日，红26军第42 师成立了，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红军力量的壮大，极大鼓舞和促进了农民运动。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至1934年2月，除照金根据地外，又建立起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7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

陕北的革命斗争，像陕甘边一样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清涧起义失败后，陕北的革命陷入了低潮。1929年以后，中共陕北特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到1933年春，共有3支陕北游击支队。

陕北游击队的迅速壮大，引起敌人恐惧，他们一次次出兵“进剿”。由于缺乏游击经验，游击队接连打了几次败仗。至这年秋天，第1支队被打散，第2、第3支队也减员严重，游击队处境非常困难。

为加强对陕北革命武装的领导，11月，党派谢子长回陕北老家，任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日夜兼程，到达陕北时，已是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谢子长回到家乡枣树坪，为了安全，天黑后他才摸进村子。

进了自家的院子，发现黑漆漆的，只有南屋有微弱的光亮。谢子长推门进屋，侄儿谢绍安见到他，惊得说不出话来。愣了一会儿，才哽咽着说：“三大，游击队快被敌人打光了。咱家被他们杀了七口！”

谢子长听了也不禁流下泪来，他安慰绍安说：“别哭，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我们一定会替死去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听说富县子午岭有游击队活动，谢子长不顾雪夜路滑，立刻动身赶过去。

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子午岭的游击队员缺吃少穿，大冬天还穿着单衣、单鞋，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面对困难，谢子长一面用温暖的话语鼓励大家，一面想尽办法筹衣筹粮。

游击队筹到的少量衣物，谢子长总是让给伤病员穿用。陕北山里的冬夜寒冷刺骨，他就在篝火旁钻进毛口袋过夜。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员，谢子长也总是带头去干，他还带领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和战略战术。

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几个月后，游击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恢复了陕北红军第 1 支队建制，壮大了第 2、第 3 支队，建立了第 4、第5支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创建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陕甘边、陕北武装斗争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风起云涌，令国民党反动派寝食难安。1934年2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国民党正规军5个团及民团近万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王泰吉、刘志丹等率领红42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敌主力锋芒，以游击队袭扰、牵制小股敌人，然后趁国民党军救援之机，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几次交手下来，敌人伤亡惨重。

敌人对刘志丹又怕又恨，他们抄了刘志丹的家，烧了他家的石窑，刨了他的祖坟，到处追杀刘志丹的亲属，刘志丹因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亲人。危难之际，习仲勋派人把刘志丹的家人接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至1934年6月，王泰吉、刘志丹等率领红42师和游击队，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经过30多次战斗，毙伤国民党军及民团3000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与此同时，陕北也在进行着艰苦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7月17日，陕北游击队奇袭安定县城后南下与红42师会合，谢子长被任命为师政委，随后他率领红42师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北上，连续取得两场战斗的胜利。

8月底，在夜袭清涧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伤势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到战斗结束。陕北第一次反“围剿”在谢子长等的领导下也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10月，他亲自从陕、甘、宁、晋4省调集国民党军5个师4万余人，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步步为营的方针，对陕北和陕甘边两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1935年1月，陕北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2月5日，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谢子长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

然而，谢子长未能到任，因战伤恶化，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病逝，年仅38岁。为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委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39年毛泽东还亲笔为新修的谢子长墓题词和书写碑文。

5月1日，红26军一部在赤塬县白庙岔与红84师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26军、红27军军事行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刘志丹率领红26、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等战法，接连攻克6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3000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陕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7月中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70余万，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了1万余人，陕甘根据地从此形成。

陕甘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并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成为党中央在长征后继续带领人民进行革命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