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苏轼，登上望湖楼，写下一首七绝，开篇两句便气象惊人！

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一位而立之年的官员，正站在他人生的一个特殊驿站。他，就是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一个注定要在中华文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名字。这一年，他三十六岁，在风景如画的杭州担任通判。对于许多人而言，三十六岁是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是踌躇满志、大展宏图的年纪。而对于苏轼，这个年纪的他，已经品尝过朝堂的复杂与仕途的波折。

因为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苏轼在京城感受到了巨大的朝堂压力，甚至一度遭到御史的弹劾。为了避开这场愈演愈烈的朝堂风暴，他主动请求外任。于是，朝廷一纸令下，他来到了被誉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这次外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贬谪，而是一次暂时的“疏离”。他保留了官阶，却远离了权力的中心。这对于一个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读书人来说，内心难免会有一丝落寞与失意。然而，杭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以她无与伦比的湖光山色和开放包容的人文气息，温柔地拥抱了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

风华正茂

苏轼的杭州通判生涯，并非沉寂的虚度。通判，虽然名义上是知州的副手，但在宋朝的官僚体系中，拥有监督州府“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事务的权力，责任重大。苏轼到任后，与知州陈襄等人相处融洽，一同处理政务，颇有建树。他协助修浚了因年久失修而近乎废弃的六井，解决了城中百姓的饮水难题。这项民生工程，让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让他更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苏轼将满腔的热情与才情，尽数倾洒在杭州的山水之间。杭州的西湖，仿佛是他前世的旧友，让他一见如故。他曾写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这种奇妙的亲切感，让他迅速爱上了这里。他或是与三五好友，泛舟湖上，饮酒作诗；或是独自一人，策杖山间，体味自然的野趣。杭州的山水，成了他灵感的源泉，也成了他慰藉心灵的良药。

这个时期的苏轼，正值创作的巅峰期。他的才华如同一座积蓄已久的火山，在杭州这片沃土上找到了最佳的喷发口。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其中许多都与西湖有关。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便是其中之一，那“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更是将西湖的美貌定格在了文学史的巅峰。

在杭州的日子，苏轼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着远离朝堂纷争的轻松与闲适；另一方面，他心中那份兼济天下的理想之火从未熄灭。他时常会在诗酒酬唱的欢愉中，流露出一丝对未来的迷茫和对朝廷的期盼。正是这种矛盾而真实的心境，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清新豪健的旷达，又有一丝婉约蕴藉的深情。他如同一颗被暂时安置在锦盒中的明珠，虽然光华内敛，却依旧难掩其璀璨夺目的本质。三十六岁的苏轼，在杭州的山水与政务之间，在出世与入世的思索之间，活得潇洒而深刻，为他接下来更加波澜壮阔的人生，积蓄了宝贵的精神力量。

湖楼骤雨

公元1072年六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夏日。苏轼与友人在西湖上泛舟，而后登上望湖楼饮酒。望湖楼，这座始建于五代吴越时期的古老建筑，静静地矗立在西湖之畔，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登临与吟咏。此刻，酒至半酣，天色突变。一场迅疾而猛烈的暴雨，不期而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天地之威，同行的友人或许有些狼狈，而醉眼朦胧的苏轼，却灵感迸发，他迅速抓住了这急剧变化的瞬间，一挥而就，写下了一组五首的七言绝句，题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中，第一首诗便以其惊人的气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壮阔的“西湖骤雨图”。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黑云翻墨未遮山”，开篇七个字，便如同一幅用浓墨重彩渲染的水墨画，瞬间展现在读者眼前。乌云如打翻的墨汁，在天空中急速翻滚、蔓延。一个“翻”字，将云层的动态、厚重以及来势之凶猛，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浓重的墨色，却“未遮山”。远处的青山轮廓依然清晰可见，这不仅突出了天气变化的迅疾，更在压抑的画面中，留下了一抹亮色，一丝空隙，使得整个场景充满了张力，避免了完全的沉闷与压抑。黑色与青色的对比，动态与静态的映衬，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紧接着，“白雨跳珠乱入船”，诗人的视角从远方的天际拉回到了眼前的船上。如果说前一句是宏大的场面描写，这一句则是精细入微的特写。大雨倾盆而下，雨点硕大而密集，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白亮的颜色，故称“白雨”。这些雨点砸在船板和湖面上，激起的水花，仿佛是无数跳动的珍珠，毫无秩序地、争先恐后地闯入船中。一个“跳”字，一个“乱”字，赋予了雨点以生命和活力，将暴雨的急促与猛烈描绘得活灵活现，充满了动感。读者仿佛能听到那噼里啪啦的雨声，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湿润水汽。这两句诗，一写云，一写雨；一写远，一写近；一写面，一写点，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将一场突如其来的夏日暴雨描绘得惊心动魄，气象万千。

正当人们还沉浸在这场暴雨的威力之中时，天气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卷地风来忽吹散”，一阵狂风席地而起，猛烈地吹过湖面。风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乌云和暴雨，在瞬间便被吹得无影无踪。一个“卷”字，写出了风的力度；一个“忽”字，则点明了转变的突然与迅速。这出人意料的转折，让人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

最后，“望湖楼下水如天”，雨过天晴，风平浪静。诗人凭栏远望，只见望湖楼下的西湖，湖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清澈的湖水映照着蔚蓝的天空，水天一色，广阔无垠。经历了刚才那番风雨的洗礼，此刻的西湖显得愈发宁静、开阔与明媚。从“黑云翻墨”的压抑，到“白雨跳珠”的紧张，再到“卷地风来”的激荡，最后归于“水如天”的平静与壮阔，短短二十八个字，写尽了天气的瞬息万变，也蕴含了诗人跌宕起伏而又从容不迫的心境。这首诗，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象的描绘，更是诗人豪迈、乐观、旷达胸襟的真实写照。面对人生的风雨，苏轼亦能如这西湖一般，虽有波澜，终将归于平静与开阔。

醉眼观物

如果说第一首诗展现的是苏轼面对自然伟力的豪情与旷达，那么《望湖楼醉书》组诗中的第二首，则透露出他内心深处更为柔软、细腻和富有情趣的一面。在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骤雨之后，风息云散，诗人微醺的目光，开始留意到湖上那些充满生机与禅意的细节。他的笔触，也从描绘壮阔的“大场面”，转向了捕捉生动的“小情趣”。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放生鱼鳖逐人来”，这一句描绘了一个非常有趣且温馨的画面。在宋代的杭州，西湖是一个重要的放生池，人们常常将鱼鳖等水族生灵放归湖中，以祈福积德。经过长期的习惯，这些被放生的鱼鳖似乎也通了人性，它们不再畏惧人类，反而会追逐着游船和行人，仿佛在嬉戏、讨食。苏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细节，一个“逐”字，生动地写出了鱼鳖的活泼与亲昵。这不仅是对和谐自然景象的描绘，更流露出诗人内心的一份慈悲与善意。他欣赏这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状态，并从中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喜悦。

“无主荷花到处开”，诗人的目光从水下的鱼鳖，转向了水上的荷花。夏日的西湖，本就是荷花的世界。但苏轼特别点出这些荷花是“无主”的，它们并非种植于私家园林，而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湖中随处开放。这种“无主”的状态，恰恰是生命力最旺盛、最自然的体现。它们不为取悦任何人，只是率性地生长、绽放，将美丽洒满整个湖面。这句诗，表面上是写荷花，实际上也寄托了诗人的一种人生理想。他欣赏这种不被束缚、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这与他自己不愿在党争的泥潭中随波逐流、渴望保持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的心境，是高度契合的。

接下来的两句，则将诗的意境带入了一个更为奇妙、更为超然的境界。“水枕能令山俯仰”，诗人大概是酒意更浓，索性在船中躺了下来，以水波为枕。随着小船在微波中轻轻晃动，两岸的青山在他眼中，也仿佛在有节奏地时而俯身、时而仰首，像是在与他点头致意。这是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奇妙体验。山本来是静止的，但在诗人的“醉眼”中，却变得生动而富有情意。这种化静为动的奇特想象，只有在彻底放松、心灵与自然完全交融的状态下，才能产生。

“风船解与月徘徊”，小船在风的吹拂下，在湖面上缓缓飘荡，月亮倒映在水中，也随着船儿的移动而摇曳，仿佛月亮也善解人意，愿意陪伴着诗人的小船，在湖光山色中一起流连、徘徊。一个“解”字，一个“徘徊”，将风、船、月都赋予了人的情感和灵性，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浪漫而朦胧的诗意。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写景，而是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完全投射到了客观的景物之中。在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在官场中身不由己的苏通判，而是一个彻底融入了山水、与明月清风为伴的自由灵魂。这两句诗，充满了奇思妙想，将醉后的幻觉与诗意的想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展现了苏轼超凡的艺术才情和潇洒不羁的个性。

安于当下

在畅饮高歌、欣赏了西湖变幻无穷的景致之后，苏轼的思绪逐渐沉淀下来，转向了对自己人生状态的深层思考。组诗中的第五首，便集中体现了他在此刻的人生感悟与哲学思辨。这首诗，不仅是他个人心境的写照，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在面对仕途与归隐这一传统难题时所特有的一种智慧与选择。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未成小隐聊中隐”，开篇便直接点明了诗人的处世态度。所谓“小隐”，指的是像古代许多高人逸士那样，彻底离开官场，归隐于山林田园之中。对于深受儒家“兼济天下”思想影响的苏轼而言，完全放弃自己的朝堂抱负，去做一个纯粹的隐士，在当时的他看来，时机尚未成熟，内心也未必全然甘愿。于是，他提出了“中隐”的观念。“中隐”，是一种介于“朝隐”（在朝为官却心怀山林）和“小隐”之间的状态。它指的是在担任地方官，远离朝堂中心的同时，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和相对清闲的政务中，求得内心的安宁与闲适。这是一种非常务实而智慧的选择，既没有完全放弃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向往自由、亲近自然的天性。一个“聊”字，看似随意，却带有一种自我宽慰和随遇而安的旷达。

“可得长闲胜暂闲”，这一句是对“中隐”状态的进一步解释和肯定。在他看来，与其在京城那种紧张的朝堂氛围中，偶尔忙里偷闲获得片刻的喘息（暂闲），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在杭州虽然也有公务在身，但能长期享有一种身心相对自由、从容安逸的状态（长闲）。这种“长闲”，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宽裕，更是精神上的放松。在杭州，他可以随时投入西湖的怀抱，可以用诗酒来滋养自己的性情，这种生活的品质，是京城的“暂闲”所无法比拟的。这体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观，他善于在任何境遇中，发现和创造属于自己的乐趣与价值。

最后两句，“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情感的抒发达到了高潮。“我本无家”，并非说他真的没有家室，而是指他宦游在外，四海为家，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更深层的意思是，他的精神世界漂泊无定，始终在寻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归宿。既然如此，“更安往”？又能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他自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眼前的杭州。他直白地宣称，就连自己的故乡四川眉山，也没有像杭州这样美好的湖光山色。这句看似有些“忘本”的诗，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杭州爱得深沉。

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身体的暂居地，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杭州的山水，慰藉了他因朝堂失意而落寞的心灵；杭州的百姓，接纳了他这个外来的父母官；杭州的文化气息，激发了他无尽的创作才情。因此，对他而言，“心安之处，即是吾乡”。这是一种超越了地域观念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苏轼将杭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精神上的第一故乡，这种深厚的情感，也让他日后无论身处何地，都对杭州念念不忘。

诗酒人生

苏轼的一生，与诗歌和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他而言，酒，从来不只是助兴的饮品，更是激发灵感、超脱物外、抵达精神自由之境的奇妙媒介。这组在望湖楼上写下的诗，题为“醉书”，便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些诗句是在微醺的状态下，一气呵成的佳作。“醉”，是理解这一系列诗歌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的钥匙。

在第一首诗中，正是因为“醉”，诗人的感官被完全打开，他才能以如此豪迈的气魄，去拥抱那场突如其来的天地剧变。常人遇雨，或许只会觉得扫兴和狼狈，而苏轼却能从中看到“黑云翻墨”的壮阔和“白雨跳珠”的生趣。酒意让他挣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让他得以用一种纯粹的审美眼光，去欣赏大自然最原始、最狂野的美。那种从骤雨突降到风吹云散的戏剧性变化，恰如一杯烈酒下肚，从辛辣到回甘的体验，激荡而又酣畅。

在第二首诗中，“醉”则让诗人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他躺在船中，以水为枕，看到了群山的俯仰致意；他随波逐流，感受着明月与风船的徘徊共舞。这种物我两忘、万物有情的境界，是清醒世界中的逻辑思维所无法企及的。酒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让诗人得以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富有诗意的精神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他是绝对的主宰，可以与鱼鳖对话，可以与荷花为友，可以邀山月同游。

到了第五首诗，“醉”后的苏轼则开始了一场“酒后吐真言”式的哲学思考。在酒精的作用下，平日里或许需要反复权衡的“仕”与“隐”的矛盾，此刻变得清晰而直接。他坦然承认自己“未成小隐”的现状，也欣然接受“聊中隐”的智慧。酒让他卸下了心防，让他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句“故乡无此好湖山”的直抒胸臆，也带着几分酒后的任性与天真，却恰恰是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纵观苏轼的宦海生涯，从杭州到密州，从黄州到惠州、儋州，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诗与酒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在密州，他借着酒意，写下“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在黄州，他在醉后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在惠州，他又能满足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随遇而安。

酒，帮助他排遣了谪居的苦闷，也升华了他的艺术境界。他的人生，就是一场诗酒交融的盛宴。在杭州望湖楼的这个下午，三十六岁的苏轼，用一场酣畅的醉，一次尽情的书写，为自己的诗酒人生，留下了精彩绝伦的一页。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经历风雨，而是在风雨之中，依然有心情和豪情，去饮一杯酒，写一首诗。

结语

公元1072年的那个夏日，三十六岁的苏轼在望湖楼上，凭栏远望，写下了这几首不朽的诗篇。这一刻，他既是勤政爱民的杭州通判，也是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既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深邃通达的哲人。西湖的这场骤雨，不仅洗涤了尘世的喧嚣，也映照出他那颗光明磊落、旷达乐观的伟大心灵。他用自己的笔，将杭州的山水之美、人情之暖与个人的生命感悟，永远地镌刻在了历史的卷轴之上，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更多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