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回忆江青：她曾说婚姻不幸福，认为自己的病和林彪很相似

1968 年的冬天，保健护士周淑英和赵柳恩作为保健护士，被组织委派到江青多居住的钓鱼台十一号楼工作。

组织上的任务很明确：全力以赴，避免因个人失误给国家带来任何麻烦。

她们明白，江青身边无小事。作为医务工作者，她们的职业操守也让她们不敢有半点懈怠。

江青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内分泌失调让她经常出汗，内衣甚至棉袄的腋下常常湿透，出了汗后她又特别怕风，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凉。

周淑英和赵柳恩每天的任务就是细致入微地照料她，汗湿了就立刻拿干毛巾擦拭，再换上干净的衣服，防止她着凉。

晚上睡觉前，她们会为江青按摩，帮助她放松身体，以提高睡眠质量。

江青精神紧张时，她们还要配合进行一些 “转移” 活动，比如陪江青聊些轻松的话题，或者安排一些简单的娱乐，只要能让江青心情好转，能睡个安稳觉，她们心里就稍稍松一口气。​

这些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极高的专注力。

江青的脾气难以捉摸，周淑英和赵柳恩在语言和行动上都格外谨慎，生怕一句话说错，或者一个动作不当，引发江青的不快。她们知道，江青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甚至牵扯到政治局的层面。

作为护士，她们不仅要保证江青的身体健康，还要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失职的行为。

那段时间，周淑英常常在夜里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工作的细节，生怕哪里出了差错。​更让她们感到压力的，是江青身边发生的一件件事。

记得有一次，江青怀疑赵柳恩私自喂狗，把小狗直接扔到赵柳恩身上，还命令赵柳恩和小狗一起去农场同住。赵柳恩当时愣在原地，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可周淑英和赵柳恩谁也不敢吭声，只能默默承受。

还有一次，江青因为寻找所谓的 “贼风”，情绪激动，直接把裁纸刀扔向周淑英，刀从周淑英身边擦过，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周淑英心里一紧，却不敢有任何反应，只能低头继续做事。甚至在人民大会堂，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江青嫌周淑英送水慢了，拿起水杯就砸过来，杯子碎裂的声音在厅里回荡，周淑英只能忍着屈辱，迅速清理碎片。

那一刻，周淑英真想离开这个地方，可一想到可能的后果，又只能咬牙坚持。她们都明白，想走也走不了，江青要是知道她们有这种念头，后果不堪设想。​

最让周淑英铭记的是 1968 年冬季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江青看了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情绪非常激动，深夜突发奇想，非要立刻去程家。

当时风寒刺骨，程家房间温度又低，江青受了凉，回来后就感冒发烧，持续了好几天。

江青心里害怕得很，慌乱中请周总理到十一号楼下客厅办公，负责主持会诊，和专家们研究治疗方案。

吴阶平召集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北京医院的吴洁、301 医院的曾诚富等人参与会诊。

江青还特意请来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护士长和周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她们经验丰富，技术过硬，处事稳重，给了周淑英很多指导和帮助。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们的到来就像雪中送炭，生活上也特别关心周淑英，热好饭让周淑英抽空吃，还帮周淑英洗衣服，给了周淑英很大的安慰。

过了几天，江青又让她们回去了。​

这场病不仅牵动了周淑英和赵柳恩，也牵动了毛主席。

在江青退烧进入恢复期的一天下午，毛主席要来看江青。

得知这个消息，全体工作人员在十一号楼一层大厅集合等候。

主席进门后，和每个人握手，气氛庄重而温暖。当主席与哪位同志握手时，那人就报告自己的职务和姓名，主席微笑着点头，没有多说一句话。

和所有工作人员握手后，主席开口道：“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

随后，他直接上二楼去看望江青。

当时主席身体很好，上楼脚步稳健。十一号楼的层间距较高，从一层到二层有两段楼梯，拐角处还放着一把椅子，可主席不要人搀扶，中间也没休息，直接进了江青的办公室。

能这么近距离见到主席，还和他握手，周淑英和其他人一样激动不已，可周淑英的心里却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虽然周淑英已经尽心尽力，但江青病了，她还是觉得自己没照顾好江青，对不起主席，对不起组织。

那段时间，周淑英的精神压力大到极点，甚至有一种负罪感。

江青身边的事，哪一件不是大事？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在别人身上不过是平常事，可在江青这里，却牵动了总理和主席。

周淑英看着总理每天开完会后疲惫不堪，甚至吃不上饭，还要到十一号楼楼下，一边办公一边操心江青的医疗方案，心里既担忧又不忍。

责任感让周淑英经常一个人偷偷流泪，同时也更加拼尽全力护理江青。

那段时间，周淑英打针前先在自己身上试，药也是自己先尝，确认没有不良反应才给江青用。喂水、喂药、喂半流质饭、换衣、换被、擦身、清洁口腔、测体温，周淑英忙得一刻不停。经过近两周的治疗和护理，江青的病终于痊愈了，可周淑英却累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好几天都起不来。​

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日子，周淑英和赵柳恩见识到了江青的另一面。

江青并非外界传言中那样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

她的苛刻和暴躁让她们如履薄冰，可偶尔流露出的柔和与真情，又让她们感到困惑，甚至有一丝触动。​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严厉是出了名的，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

但江青并非总是这样冷酷无情。

在某些时候，尤其是服下镇静药后，她的态度会缓和许多，说话也多了起来，甚至会聊一些家常话。

周淑英刚到江青身边不久，有一次江青对周淑英说：“你们来替我服务，是组织上请你们来的。我这个人生过病，植物神经紊乱，有眩晕症，所以我不能自己起床、穿衣服，一切都请你们动手。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来让我更好地进行脑力劳动。”

这话听起来平淡，却让周淑英感受到江青对她们工作的某种依赖。

江青还讲过她在延安的生活，提到听毛主席作报告时，她如何专注地记笔记；演戏时，主席到后台看她，见她衣服单薄，就脱下自己的大衣给她披上。江青说这些时，语气里带着一丝怀念，让人觉得她也有普通人的一面。​

赵柳恩也听过江青聊婚姻的事。

江青曾说：“共产党员结什么婚呢？” 又说：“结婚千万别找年龄差距很大的男人，不幸福。我就是和主席年龄差得大，现在连见主席一面都不容易，还要请示。”

这话里透着无奈，甚至有些失落。江青还提到自己的家庭，说父亲是个做大车轮的手艺人，脾气很凶，经常打骂母亲和她，甚至打得嘴里出血。

小时候生活苦，脚上生冻疮，衣服都缝得很大，袖子要卷起来，这样可以多穿几年。有时候晚上周淑英帮江青洗澡，江青也会聊聊她的姐姐和女儿，言语间流露出对她们的惦念。

赵柳恩还听江青说起在上海的日子，有时穷得只能买一个小烧饼充饥，一个女人活动不安全，演艺界的朋友就曾做过她的保镖。

这些回忆让周淑英和赵柳恩看到，江青并非没有情感，只是被掩藏在层层权力和脾气之下。​

江青的另一面还体现在她的文化修养上。

她并非不学无术，相反，她对历史和文学颇有研究。她有一部木盒精装的《二十四史》，拼搭起来占了书房半面墙。

她批评周淑英和其他人不懂历史，太无知了，就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楼里每人一套，让大家学习。

几年后，这几本书周淑英都读过了。江青还让周淑英读《双城记》，说这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写法国大革命的事，应该看。

江青把书给周淑英后，周淑英翻了几页看不懂，再加上工作忙，就没读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江青问周淑英书读得怎么样了，周淑英老实说实在看不懂，就把书还给江青。江青摇摇头，还好没发火。

江青经常看线装的《红楼梦》，说这本书是封建社会的写照。在卫生间时，周淑英和赵柳恩多次听江青讲关于《石头记》、脂砚斋、曹雪芹和《红楼梦》前后多少回的事。

江青还说过：“作者写薛宝钗面若银盆、眼如水杏，表面上看是美，实际是贬她，这样的脸和眼能好看吗？”

这些只言片语，她们都记在心里。

江青闲时还吟些古诗词，也写些诗，外国名著也常看，起床后在厕所坐便时要看报纸和书，看后还在书里夹上书签或纸条。吃饭时，江青常听一些老唱片，对京剧流派、唱腔很内行，对世界名曲也颇有兴趣，就餐时常放来听。​

江青还很擅长手工活，手很巧，毛衣织得特别好，穿的围腰就是她以前织的。

有一次江青对赵柳恩说：“现在我老了，眼睛花了，手也不利落了，你帮我织一个吧。” 赵柳恩就给江青织了一个围腰。

江青还说在延安的时候常织毛衣，毛主席的毛衣都是她织的，还给康生织过毛衣。大生产运动中，她织毛衣又快又好。

江青说她的织法跟一般人不一样，还教给周淑英怎么织：“先把领口织出来，然后再从肩往下织。” 她说这样织出的毛衣穿着舒服。周淑英照着她的方法试了试，确实有她的道理。​

有一次，江青按铃叫周淑英进去，周淑英进去后吓了一跳，江青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小毛巾擦眼泪鼻涕。

周淑英赶紧问江青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江青手指一本书，哽咽着说不出话，那本书是《闻一多全集》。

周淑英给江青擦汗，换上干衣服，又送上茶水，江青喝了几口才止住哭声。江青说：“我听过闻一多的课，想起他我就伤心。”

江青曾在青岛大学旁听过闻一多讲课，后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周淑英想，这或许是江青真情的流露吧。这样的时刻不多，但每一次都让周淑英觉得，江青内心深处似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江青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周淑英和赵柳恩不仅见证了江青的日常起居，也目睹了江青与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江青的身份让她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权力场中的微妙平衡，而她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则在这种氛围中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

江青与毛主席的关系是她们最常接触到的。

江青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钓鱼台，但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去中南海看望主席。每次去之前，她都会让秘书先打电话询问主席是否休息，如果主席没休息，她立刻坐车前往。

江青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和怀仁堂的小厅小住过几天，精神好时就散步过去。周淑英见过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时发过两次火。

一次是江青出汗了，就认为室内温度太高，实际室温是合适的，她却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都出了大汗，温度这么高，你们这是给主席制造感冒，要负政治责任的！”

在走廊的一个小房间，周淑英为江青擦去汗，换上干衣服，江青才出门上车。

另一次，江青见过主席后到值班室，指着值班的警卫局局长张耀祠，斥责室内空气不新鲜，说他 “失职”“斗志衰退”，然后气势汹汹地走出大门。赵柳恩也记得

有一次，江青吃了安眠药睡下后，主席找她，周淑英马上叫醒江青并递上一杯浓茶，江青走路有些摇晃，但还是立即去了主席那里，回来后还很高兴。

江青出门时大概上午 9 点，走路东倒西歪，拖着长音念叨：“今……天的太……阳真……好，真……暖和。”

周淑英跟在后面，忍不住学江青走路，江青往左晃周淑英也往左晃，江青往右晃周淑英也往右晃。扶着江青的警卫员看见了，回头冲周淑英指指点点，周淑英就挤挤眼，没办法，工作环境太紧张，只能这样苦中作乐。​

江青与周总理的互动也让周淑英和赵柳恩印象深刻。

总理对她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总是很亲切，每次来到楼里，和每个人握手时都会注视对方，透着一种长辈般的和蔼。

他有力的手还会上下晃动一下，这不单是礼节，更像是一种鼓励和信任。她们都尊重、爱戴总理，没有丝毫紧张或拘谨。周淑英在人民大会堂见过服务员见到总理时很亲热，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拘束。有个服务员休完产假刚上班，总理见到她很关切地询问孩子的情况，她请总理为孩子起个名，总理想了一会儿就说：“叫岚好吗？山岚的岚。” 对方高兴地说：“好！就叫岚！谢谢总理。”

赵柳恩还知道总理参加​过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婚礼，送上长者的关爱和祝福。然而，江青对总理却常常不讲情面。她有时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去政治局开会，却能去看电影，事后不管总理累不累，就请他来楼里谈话。

周淑英和赵柳恩看到总理疲惫不堪，又没吃饭，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江青有些不可理喻。

1968 年春，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厅门口，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很有礼貌地招呼她，说了几句话，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她进门，怀疑里面开什么会。

她气冲冲地往里走，在大厅门口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

那天周淑英在场，大家都很诧异。江青怒目切齿地喊着：“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

无论总理和与会者怎么解释，江青都不听，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

这场风波最终导致为总理服务 20 多年的成元功离开了总理，进了学习班，在江西 “五七” 干校劳动了七年。周淑英和赵柳恩都为总理的处境感到无奈。

江青与林彪、叶群的交往也很频繁。

叶群常来看江青，送来时令水果，如南方的西瓜、枇杷等，江青都收下，也都吃了。

有次叶群送来当时罕见的芒果，还告诉江青吃芒果不粘手的方法：刀在芒果正中做环形浅切口，左手握住切口左边，右手来回旋转右边果皮，皮和果肉分离后，先吃右边果肉，再用果皮套在果核上，同样方法吃左边果肉。叶群态度谦恭，边说边演示。

事后，江青说：“叶群可真会吃啊！我才不费这个时间，还是你们弄好再给我吃吧！”

叶群还知道江青睡前吃安眠药后总是有些摇晃，担心会磕碰，主动提出帮助解决，江青欣然同意。

于是，叶群带着林立果来到十号楼，进门后叶群让林立果叫工作人员 “叔叔”“阿姨”，然后到卧室仔细测量了床和周围家具的尺寸。几天后，叶群和林立果送来了浅驼色布罩的海绵床围、柜围和沙发式马桶，并立即安装好，尺寸合适，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江青看后表示满意，并感谢叶群母子俩。这些东西江青一直使用着。

江青还说过：“林副主席的病跟我差不多，也是出汗，怕风怕光。”

所以，林彪的建议江青一般都采纳，比如林彪建议她喝荷梗水清热利尿，她接受了，程师傅帮着煮好，周淑英和赵柳恩先尝，味道很清淡，没一点苦味，江青也能接受，一天喝两回，外出就倒进玻璃罐，放到周淑英和赵柳恩的包里带走，长年累月地喝，一天也不落下。

江青对康生的态度也很特别，她很尊重康生，尊称他为 “康老”。

看电影时江青也会通知康生，康生来或不来，江青都不介意，甚至康生边看边打呼噜，动静很大，江青也从没烦过。康生平时直呼 “江青”，不像其他人称她 “江青同志”。

康生出的主意江青也欣然接受。江青牙周发炎时，康生建议她用竹沥盐水漱口，并告诉了制作方法，江青就让程师傅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海盐放在里头，竹筒口封好，在烤箱里烤，竹子里面的膜都炭化了，盐也变得黑乎乎的，就是竹沥盐。江青用竹沥盐水漱口，有时候出汗多，就喝点竹沥盐水补充盐分和水分，这个习惯保持了好几年。

后来康生有病，进食很少，好像总怕食物里有毒，江青就让程师傅做几样小点心，拿到八号楼去，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康生紧跟着吃。江青回去后，跟周淑英和赵柳恩讲了康生的事，还表示担忧康生的身体状况。

江青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也常常让人捏一把汗。

1971 年春天，北京市许多公园处于关闭状态，江青说自己太累了，要放松一下，让吴德了解北京有什么花可以用来拍照。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园花开得好，江青就去了景山。当时万里刚复出，北京市派他来接待，江青对万里态度很冷淡，还冷嘲热讽。

游完牡丹园后，江青又去爬山，途经路旁一棵歪脖树，树上的牌子标明崇祯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江青勃然大怒，冲着万里发火：“这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这棵歪脖树都死了，你们还留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想纪念他啊？你们是要封资修，还是要社会主义？马上刨掉！” 说完江青就走了。后来这棵树就不在了。

江青在返回的汽车上怒气未消地说：“这个万里啊不是好东西，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还有一次在香山碧云寺，还是万里陪着，一行人走进路边小卖部，小卖部的售货员是个体型单薄的小伙子，见屋内突然拥进这么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军人，一下子愣住了。

江青顺手指着一件商品说：“拿给我看看。”

售货员还没从惊愕中缓过来，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江青火冒三丈地说：“我来了你还这样，态度这么恶劣！要是工农兵来，你还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呢！” 又说：“这种人还能在这儿工作？马上滚蛋！”

售货员吓得面色苍白，全身发抖，一下子倒在地上，嘴吐白沫。

江青说：“这种人不能留，这里面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

周淑英和其他工作人员看江青对售货员太凶了，既担心售货员受不了，又怕售货员的领导再追究，邬处长、程师傅、杨秘书等人趁江青休息时，一起找碧云寺负责人做安抚工作。

此外，江青对日常花费也很在意。

毛主席那一代中央领导人，煤气水电费、房租、饭费等都按时如数缴纳，江青的花费也一样要交钱。在人民大会堂只要吃了饭，管理员都会定期结账，江青定做衣服和鞋也要交钱。

江青买胶卷和洗印照片花费比较多，工资常常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经批准后会从毛主席那儿拨些款来帮江青还账。这套财务制度很严格，江青也是遵守的。无论在住地还是外出，江青都是自己带茶叶。

有一次，江青说：“我的钱因为照相全花光了，从现在开始，谁来了都不上茶，就给白开水。” 于是，不管谁来，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周淑英和赵柳恩都送白开水。

有一天，周总理来了，一进大厅，周淑英就送去一杯白开水，总理打开杯盖一看，愣了一下，就那么看着周淑英，把杯子递过去说：“我要喝茶！” 周淑英赶紧接过来。周淑英心里犯嘀咕：江青要是发火了怎么办？好在门口有几个人在，他们说：“总理要茶你就给他泡嘛！”

于是，周淑英赶紧给总理泡了一杯茶。后来，周淑英和赵柳恩商量，既然当着江青的面给总理换了茶水，以后总理来了，她们都给总理送杯茶。

在江青身边工作的那些年，周淑英和赵柳恩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亲眼见证了身边同事们的苦难。这些经历让她们深刻体会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普通人面对权力时的无力和无奈。

她们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这些尘封的往事，希望能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痕迹。

其中最让周淑英和赵柳恩痛心的，是警卫员大孙的遭遇。

1973 年，周淑英在江西中办 “五七” 干校与大孙相遇，大孙曾是江青的警卫员。因为彼此了解底细，两人之间能敞开心扉交流。

大孙跟周淑英说：“江青太刁，没有理可讲。我想离开她，就说自己肝区不舒服，让我走算了。可江青让我去体检。当她知道我是想离开她那儿时，就说：‘好，你休息一段时间。’接着，就把我关到学习班，还把我上海的家给抄了。江青强加给我一些罪名，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某某的人。这是一个冤案啊！家里老婆孩子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江青诬陷了我，你说组织上信她还是信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大孙说这些时，这个高大壮实的山东汉子哭成了泪人，心里的苦难以言说。

大孙来干校已经四五年了，上边有令不许他回上海探亲。他的供给关系在上海，每隔一段时间，家里就会寄些粮票和钱来，因为怕信检，家里人在信里都不敢多写字。大孙的爱人和孩子压力都很大，在山东年迈的母亲也多年见不到儿子。后来，大孙的母亲去世了，他申请回老家奔丧。当时乘火车从江西到山东需要在上海火车站转车，上边明确要求：大孙奔丧在上海往返转车时不能回家，要直接去山东，办完丧事后立即回干校。

大孙说：“五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一趟，就是为了让亲朋邻居知道我这人没在监狱里，还有一个自由身。” 他站在上海的土地上，五年没踏进过的自家门近在咫尺，却不能进去。

长期别离后老母离世，自己跟父亲、妻子和孩子仍不能相见，这种折磨让大孙痛彻心扉。后来，大孙不幸因公殉职了。大孙朴实、憨厚、真诚，是一个好人，周淑英深深地怀念他，代他说出这段苦难经历，也是对逝者的悼念和对亡灵的告慰。

阎长贵也提到过大孙的事。

他说：“江青今天说我们这个是坏人，明天又说那个是坏人，现在看来我们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坏人。”

这句话说到了周淑英和赵柳恩的心坎里。

阎长贵回忆，大孙在 1967 年 1 月他去江青身边工作之前，就已经是江青的警卫员了，还兼做一些秘书工作，人们都喊他孙秘书。后来阎长贵调任江青的机要秘书，大孙纠正他说：“我不是秘书，你才是秘书，以前我是冒牌的。”

大孙比阎长贵大六七岁，是个很好的同志。从 60 年代初期起，江青去上海，大孙就负责警卫工作，后来成了江青的专职警卫员，1967 年 4 月中旬因 “肝炎” 离开江青。大孙还是党小组组长，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处得很好。他走后，大家都很想他，希望他能回来。

后来周淑英和赵柳恩听说，大孙因阎长贵出事受到牵连，江青诬陷阎长贵偷了她保险柜的钥匙，抄了阎长贵的 “家”，也抄了大孙的家，把阎长贵关起来了，把大孙也关了半年，大孙被放出来后，又被送到江西中办 “五七” 干校，一待就是八年，连家都不准回。

阎长贵蹲了七年半监狱，之后又被流放了五年，1979 年才平反，1980 年春重回红旗杂志社工作。同年夏天，阎长贵乘去无锡开会之机，到上海看望大孙。当时大孙是上海市委警务处的处长，专门负责到上海公干或休息的中央负责人的警卫工作。

两人相见，悲喜交集，悲的是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喜的是在粉碎 “四人帮” 后都获得了解放。

想不到，大孙在 90 年代初为救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以身殉职，牺牲时距离他获得解放、担任处长可能还不到五年。

作为保健护士，周淑英和赵柳恩所谈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的往事。她们信守诚实、求真的原则，以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忆和叙述这些事。本着留下真实历史的态度，她们还几经辗转找到当事人核实、求证，确保提供的回忆材料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