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办事、依法判刑，应不应该心存仁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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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阳肤，曾子弟子也。士师，典狱官也。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民之离散，为轻漂犯法，乃上之所为，非民之过也。当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包咸注：“阳肤，曾子弟子。士师，典狱官。”阳肤是曾子的弟子。士师就是典狱官，负责司法，也就是今天的法官、监狱长、警察之类。皇侃《论语义疏》：“孟氏，鲁下卿也。”孟氏是鲁国的一位下卿。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阳肤为典狱官，阳肤请示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已失其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你若获得人民犯罪的情实，则须为犯人哀伤，要怜悯犯人，不能因得实情而喜。”

可见，曾子的这番话出于一片仁心，最为可贵。古人认为，人我是一体的，所以曾子有同情心，确实是“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见到有人犯罪，发自内心地表示哀伤。

现在很多人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认为人与他人是对立的。所以警察与犯人是对立的关系，警察以能得到实情、破案立功为喜事，以能够受到嘉奖为荣誉，但是不能对犯罪的人生起哀矜、同情和帮助、救助的心。如果从事司法事业的人都能够效仿曾子的这番存心，社会风气就会蔚为改变，也可以达到社会和谐。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有父子两人互相控告，孔子就将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三个月之后还是没有判决。这位父亲请求撤诉，于是孔子释放了这对父子。季孙听到这件事后很不高兴，对孔子说：“司寇，你欺骗了我。你以前告诉我，治理国家必须把‘孝’放在第一位。现在斩杀一个不孝之子，以教育百姓尽孝，不是很好吗？可是你却赦免了不孝之人，这是为什么？”

孔夫子很感叹地说：“身居上位，而不懂得教化和引导百姓，却要滥杀百姓，这是不合情理的。不用孝道教育和引导百姓，却用孝道的规范来判决官司，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能实施惩罚。为什么？因为上位者没有进行教育，罪责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懈而诛杀甚严，这是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这是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害。政事如果没有这三种情况，刑罚便可以施用。

要先宣讲道德规范并以身作则；如果还不行，就敬重贤者来鼓励众人；若还不行，就废弃、罢黜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使其惧怕。这些都做了，百姓就会遵纪守法。要是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就用刑罚对待他们，于是民众就都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犯罪受罚，不必用威严来警告他们，刑法也可以搁置不用。

当今的社会却并不是这样，教化混乱、刑罚繁多，使民众感到迷惑而容易陷入犯罪，又从而受到制裁，所以刑罚越来越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所以，孔子对于这对父子的处理，也显出他的仁德之心。孔子不希望父子相互争讼，而是希望父子有亲，使自然的亲情能够保持。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司狱官。季羔曾亲自判定一个人实施刖足之刑。后来卫国动乱，季羔往城外逃跑，结果判处断足之刑的人恰好负责守护城门。那人对季羔说：“城墙那边有一个缺口。”季羔说：“君子不翻墙。”那人说：“那里有一个洞可以藏身。”季羔说：“君子不从洞里往外爬。”那人又说：“这里有一间屋子可以躲避。”季羔就进入屋里。

等到追兵走后，季羔要离去时，对那人说：“我不能破坏君王的法律，就亲自执行刑罚砍断您的脚。今天我在灾难中，这正是您报仇的时候，可是您却帮助我躲避，这是为什么？”那人说：“您判定对我实施断足的刑罚，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您也无可奈何。当时您要用法律判罪时，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这是希望我能够得以减免；当我的罪行论定将要行刑时，您面带忧愁和伤痛之情，有所不忍。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特别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会产生哀怜之心，这就是我爱戴您的原因。”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太好了！虽然都是依法办事、依法判刑，但是心存仁恕，就会树立美德；施予严酷残暴，就会招致仇恨。既能公正执法，又显示出德行，大概就是季羔这种人吧！”

可见，孔子和他的弟子季羔在判处刑罚时，都心存仁爱，而不是因为得到犯罪的情实而沾沾自喜，甚至邀功请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