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至今难忘在陇川章凤边寨插队落户时的那支文艺宣传队

知青追忆：至今难忘在陇川章凤边寨插队落户时的那支文艺宣传队

那年我二十岁，北京的冬天下了场大雪，我和同批知青一起被分配到云南陇川的章凤边寨。

那是1969年的冬天，火车摇晃了五天五夜，汽车又颠簸了两天，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寨子。

到达的第一天，村里的孩子们围着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青＂好奇地打量。

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光着脚丫，却有着明亮如星的眼睛。

我记得一个叫石根生的小男孩，大概十来岁，怯生生地凑过来问我：＂北京真的有天安门吗？真的有那么大吗？＂

我笑着点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向往的光芒，那纯净的眼神里映照着一个我曾经熟悉却又遥远的北京。

章凤边寨位于高黎贡山余脉，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村子不大，仅有四十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土木结构的矮小平房，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

我们十二名知青被分到不同的生产队，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林小梅和张铁柱被分在了第三生产队。

第三生产队的队长叫王大山，四十出头，脸上的皱纹像是高黎贡山的沟壑，深深刻进他黝黑的皮肤里。

他说话不多，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执着和坚韧，那是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人才有的眼神。

他带我们熟悉村子，教我们使用犁耙，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一推就能让犁头入土三分，而我们费尽力气，犁沟却歪歪扭扭，像是一条醉酒的蛇。

＂慢慢来，日子长着呢。＂王队长总是这样安慰我们，眼睛里带着宽容和期待。

住的地方是村民让出来的一间土坯房，墙上的裂缝里塞着黄泥巴，屋顶是茅草覆盖的，下雨天会漏水，但这已经是村里条件最好的房子了。

我们三个挤在一起，晚上盖着从北京带来的棉被，听着屋外的风声和远处传来的犬吠，还有那此起彼伏的蛙鸣声。

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早出晚归，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林小梅是北京市第四女中的高材生，从小娇生惯养，来到这里后，双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晚上痛得睡不着觉，却倔强地不肯掉一滴眼泪。

张铁柱家境贫寒，但他在北京时读过几年书，身体却不是很好，每次干完农活回来，都累得像是要散架一般，却从不抱怨。

而我，虽然干活还算卖力，但高原反应让我常常头痛欲裂，有时候蹲在田埂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艰苦的劳动，陌生的环境，再加上对家乡的思念，让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孩子感到迷茫和失落。

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轮流读着从北京带来的几本书，那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慰藉。

就在我们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村里一支文艺宣传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

那是来到村子的第三个月，一个晴朗的午后，远处传来了欢快的锣鼓声。

村里的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向村中央的晒谷场聚集，脸上带着期待的神情。

我们也跟着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那锣鼓声让我想起了北京的庙会，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

晒谷场上，几个年轻人正在忙着搭建一个简易的台子，用几张门板架在几个大木桶上，周围用红布装饰，虽然简陋，却透着几分喜庆。

台子前面摆着几排长凳，很快就坐满了村民，孩子们则蹲在最前排，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是咱们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来了！＂王队长的脸上难得露出笑容，声音里带着几分自豪。

文艺宣传队一共有七个人，队长叫陈福明，三十出头，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精神抖擞，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他带着四男两女，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热情。

他们的行李不多，就是几个装着服装道具的竹篮和几件乐器——二胡、笛子、手风琴还有一面锣，都是些简单的东西，却能在他们手中创造出无穷的乐趣。

陈福明站在台上，用洪亮的声音向村民们问好：＂章凤边寨的乡亲们好啊！我们是县文化馆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今天特地来给大家送文化、送欢乐来了！＂

村民们热烈鼓掌，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直跳脚，整个晒谷场顿时热闹起来，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息。

演出开始了，先是一段鼓乐表演，节奏明快，振奋人心，像是一股清泉注入了宁静的山村。

接着是一个名叫小丽的姑娘唱的民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清脆的嗓音回荡在山谷间，村民们跟着节拍轻轻摇晃身体。

然后是一段相声，讲的是勤劳致富的故事，两个演员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配合默契，逗得村民们哈哈大笑，连平日里最严肃的王队长都笑得前仰后合。

最后是一出小型话剧《建设新农村》，内容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的故事，朴实的表演，真挚的情感，让村民们看得入了神。

那场演出虽然简单，道具也很简陋，但却让村子沸腾了。

多少年没有这样热闹过了，老人们说，眼睛里闪着泪光。

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还在模仿着演出中的动作和台词，在村子里跑来跑去。

令我没想到的是，演出结束后，陈福明找到了我们三个知青，提出一个想法：＂听说你们是北京来的知青，肯定有文化。＂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们打算在村里多待几天，能不能一起合作搞个演出？让乡亲们看看北京知青的风采？＂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林小梅在北京时参加过学校文艺队，会唱歌跳舞，特别是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她唱得最好听。

张铁柱虽然腼腆，但识字认音，能拉一手不错的二胡，那二胡还是他爷爷传下来的，声音低沉悠远。

而我，也曾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朗诵过诗歌，《七律·长征》我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于是，我们欣然答应了，心里既紧张又期待，毕竟这是我们来到章凤边寨后第一次能展示自己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白天干农活，晚上就和文艺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排练。

村里腾出了一间闲置的谷仓给我们当排练场，谷仓里还残留着稻谷的清香，地面是夯实的黄土，墙上挂着几盏煤油灯。

煤油灯的光照在泥土地面上，映出我们忙碌的身影，墙上的影子随着我们的动作忽大忽小，像是在演一场无声的默剧。

陈福明是个有心人，他带来了不少书籍和乐谱，还有一些简单的乐器。

他教我们如何编排节目，如何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编成短剧，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常说，＂我们的节目要让村民们看得懂、听得进、记得牢。＂

林小梅学会了打腰鼓，那红色的腰鼓在她纤细的腰间显得格外醒目，鼓声铿锵有力，像是她心脏的跳动。

张铁柱的二胡技艺更加纯熟，那悠扬的琴声像是从远古流淌而来，带着山谷的回音和土地的芬芳。

我则在陈福明的指导下，学会了用方言讲故事，那些关于丰收、关于团结、关于奋斗的故事，在我的讲述下变得生动有趣。

村民们知道我们在排练节目，纷纷前来帮忙，他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动不已。

有人送来自家的谷子让我们做道具，有人帮忙缝制简易的戏服，还有人教我们当地的民歌和舞蹈，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一位姓杨的老人，七十多岁了，手脚还麻利，亲自教我们如何用竹子和树叶制作各种乐器。

＂我年轻时也在村里唱过戏，那时候，整个山里的人都来看呢。＂老人眼睛里闪烁着追忆的光芒，苍老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些自制的乐器，仿佛在抚摸自己逝去的青春。

杨老爷爷还教我们用树叶吹曲子，他口中的树叶能吹出《东方红》的旋律，清脆悠扬，让人心生敬佩。

一周后，我们的演出准备就绪，心中充满了期待和紧张。

这次不只是在章凤边寨演出，还打算到周边的几个村寨去巡回演出，把欢乐和知识带给更多的山里人。

村里借了几头骡子给我们驮道具，王队长还特意从自家的粮仓里匀出一些粮食，让我们路上充饥。

＂你们是咱们村的骄傲，＂王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去给山里人长长见识！＂

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就在章凤边寨的晒谷场，那天下午，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温暖地洒在每个人脸上。

不仅本村的村民来了，连周边几个村子的人也闻讯赶来，晒谷场上站满了人，后来的人只能站在房顶上或爬到树上观看。

人群中有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穿着最干净的衣服，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演出在锣鼓声中开始，那铿锵的节奏像是山村的脉搏，有力而坚定。

先是陈福明的开场白，热情洋溢，引得观众阵阵掌声。

然后是林小梅领跳的腰鼓舞《丰收喜悦》，红色的腰鼓，鲜艳的绸带，还有那欢快的鼓点，展现了丰收的喜悦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接着是张铁柱的二胡独奏《农家乐》，那悠扬的琴声仿佛讲述着农家的喜怒哀乐，引得老人们频频点头，小孩子们静静聆听。

我和文艺队的小王合作表演了一个短剧《新农具》，讲的是新式农具如何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的故事，台词虽然简单，却引得观众笑声不断。

最后是大合唱《春种秋收》，全场观众都跟着节奏打拍子，歌声回荡在山谷间，久久不息。

演出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被群众认可的喜悦和自豪。

一位老大娘拉着林小梅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眼角的皱纹里盛满了泪水。

王队长更是罕见地红了眼眶，他对陈福明说：＂你们这是给我们村里带来了新气象啊！这些孩子们真是了不起！＂

从那以后，我们的文艺宣传队开始了在周边村寨的巡回演出，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我们走过崎岖的山路，有时候要爬陡峭的山坡，有时候要钻密密的竹林，衣服被树枝划破了，手脚被荆棘刺伤了，却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

我们趟过湍急的溪流，水流湍急，石头滑溜，有时候要手拉手才能过去，但大家相互扶持，从未有人掉队。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候在山路上被雨水淋透，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但大家依然唱着歌，笑着前行。

有时候赶到一个村子，天已经黑了，村民们就点起松明，在空地上围成一圈，我们就在这简陋的＂舞台＂上演出。

松明的火光映照在每个人脸上，显得格外温暖，那些闪烁的光芒，那些期待的眼神，让我们忘记了一路的疲惫和艰辛。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整节目内容，让演出更贴近当地村民的生活和需求。

在以种玉米为主的村子里，我们就演《丰收的玉米地》，讲述科学种植玉米的方法和技巧。

在养蚕的村子里，我们就表演《春蚕到死丝方尽》，歌颂蚕农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

在刚刚开始实行合作化的村子里，我们就演《合作的力量》，通过生动的故事展示集体劳动的优越性。

我们不仅带去了欢乐，还传播了农业知识和卫生常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让村民们在欢笑中学到知识，在娱乐中受到教育。

巡回演出持续了半个月，我们走访了十多个村寨，每一个村子都有它独特的风景和人情。

每到一处，都受到村民们的热情款待，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腾出最干净的房子，用最真挚的笑容欢迎我们。

尽管条件艰苦，有时候晚上只能在村民家的牛棚里打地铺，但大家心里却是热乎乎的，那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让我们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

最难忘的是在一个叫做龙潭的村子，那里位于山谷深处，道路崎岖，很少有外人到访。

那里的村民大多是傈僳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舞蹈，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热情好客。

当地的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他看了我们的演出后，主动提出要教我们傈僳族的传统舞蹈。

于是，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们和村民围坐在篝火旁，学习他们的舞步和歌谣。

火光映照在每个人脸上，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城市来的知青，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

老村长教我们跳＂跳月舞＂，那是傈僳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舞步轻快，动作优美，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村民们还教我们唱《采茶歌》，那悠扬的曲调，朴实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深厚的底蕴。

在龙潭村，我们不仅是演出者，也是学习者，我们汲取着民族文化的养分，丰富着自己的演出内容。

回到章凤边寨后，我们决定把这次巡回演出的收获整理成一本小册子，记录下各地的民歌民谣和生产经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

陈福明找来了几本破旧的笔记本，我们几个轮流抄写，有时候写到深夜，手指都僵硬了，但心里却充满了成就感。

张铁柱还用炭笔画了不少插图，虽然粗糙，但很生动，那些农具、作物、村寨的景色，在他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

林小梅负责抄写歌词和谱子，她的字迹清秀工整，像是一首无声的诗，看着就让人心生愉悦。

小册子完成后，我们油印了五十份，分发给各个村寨。

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很多村民是第一次拿到印刷品，爱不释手，视若珍宝。

有的村民不识字，就请村里的小学老师或者识字的人给他们读，然后认真地记在心里，生怕漏掉一个字。

那本小册子虽然只有薄薄的几十页，但却凝聚了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也记录了山区人民的智慧和勤劳。

文艺宣传队在章凤边寨待了一个月就要离开了，这一个月里，我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离别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场面既温馨又感人。

村民们带来了自家种的蔬菜、自酿的米酒，还有亲手缝制的荷包和手帕，塞满了我们的行囊。

那些粗糙的手工艺品，虽然不值钱，但却充满了浓浓的情意，比任何贵重的礼物都珍贵。

王队长郑重地对陈福明说：＂你们的到来，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他看了看我们三个知青，眼里满是慈爱，＂这些北京来的知青，现在也是我们的孩子了，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

陈福明点点头，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继续发挥文艺特长，扎根基层，服务农民。＂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们还会再来的！下次来，我要看到你们的新节目！＂

我们含着泪笑着点头，心里既不舍又期待，不舍的是这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即将离去，期待的是他们所说的＂下次再来＂。

文艺宣传队离开后，我们三个知青决定在章凤边寨成立一个业余文艺小组，继续为村民们服务，这也是对陈福明他们的承诺。

王队长很支持我们的想法，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作为活动室，还动员村里的年轻人加入。

那间活动室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墙上贴着我们手绘的宣传画，角落里放着几件简易的乐器，空气中弥漫着青春和理想的气息。

很快，我们的文艺小组有了十几个成员，其中有村里的青年农民，也有放牛的孩子，甚至还有几个老人。

我们每周抽出两个晚上排练节目，白天劳动，晚上创作，虽然辛苦，但大家都干劲十足，没有一个人喊累。

每月在村里演出一次，演出的内容围绕着生产和生活，既有科学种田的知识，也有卫生健康的常识，还有传统节日的习俗和故事。

渐渐地，周边村寨的文艺爱好者也慕名而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的文艺小组越来越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

章凤边寨的文艺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春节联欢会、丰收庆典、民族节日，每逢这些日子，我们都会精心准备节目。

村民们也从最初的单纯观看，到后来的积极参与，整个村子的氛围焕然一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通过文艺活动，我也和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再把我当外人，而是视如己出，这让我这个远离家乡的知青倍感温暖。

石根生的父亲石老汉是村里的老猎手，他教我识别山上的药材和野果，告诉我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有毒，这些知识在城市里是学不到的。

王队长的妻子王婶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她教我缝补衣服和织布，那双粗糙的手在织布机上飞舞，创造出美丽的图案，让我惊叹不已。

杨老爷爷则经常给我讲述这片土地上流传的古老故事和传说，那些故事里有龙王爷，有狐仙，有山神，虽然是迷信，但在他的讲述中，却充满了智慧和哲理。

这些故事后来都成了我们文艺节目的素材，经过改编后，变成了生动有趣的小品和歌谣，受到村民们的喜爱。

三年后，陈福明果然又带着文艺宣传队回来了，他们这次带来了更多的书籍和乐器，还有一台放映机，可以放映电影。

当他看到我们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小组时，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那种欣慰不亚于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

我们一起合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汇演，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前来观看，那天晒谷场上人山人海，场面盛况空前。

那次汇演中，最令人动容的是章凤边寨的变化。

三年前还是茅草屋的村子，如今已经有了几间砖瓦房；三年前还是泥泞小路的村口，如今已经铺上了石板；三年前还大多不识字的孩子，如今已经能读能写了。

这些变化，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文艺小组有关，我们通过演出宣传科学知识，倡导新风尚，改变了村民的观念和习惯。

陈福明临走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们做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欣慰的泪光，＂这就是文艺的力量，它能改变人，改变一个村庄，甚至改变一个时代。＂

我点点头，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感激，自豪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感激的是陈福明当初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和平台。

如今，距离我第一次踏上章凤边寨的土地已经过去了多年，当年的知青们大多已经回城，重新开始了城市的生活。

林小梅因为文艺方面的特长，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县城中学任教，成为了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音乐老师。

张铁柱则在县文化馆工作，成为了像陈福明一样的文艺工作者，带着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把欢乐和知识带给更多的山里人。

而我，因为对这片土地的眷恋，选择留下来，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把知识和文化传递给山里的孩子们。

我教他们读书写字，教他们唱歌跳舞，教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希望他们能够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

每到周末，我还会组织村里的孩子们排练节目，继续着当年文艺小组的传统，让文艺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的章凤边寨已经大变样了，通了电，修了路，盖了新房，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每年春节，陈福明都会来看我，我们坐在火炉旁，喝着自酿的米酒，回忆着当年的点点滴滴，笑声和酒香在屋子里交融，温暖而美好。

有时候，我会拿出那本已经泛黄的小册子，翻看着上面的字迹和图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时代。

每当夜深人静，我常会想起那支文艺宣传队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那些欢笑，那些泪水，那些汗水，那些感动，都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是他们点燃了我对艺术的热爱，也是他们让我明白了文艺的力量——它能改变一个人，也能改变一个村庄，更能温暖一个时代。

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和村里升起的炊烟，望着田间劳作的村民和校园里朗读的孩童，我常常思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充实而快乐？是理想，是奉献，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还是那份源于心底的、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沉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