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豹尾麻秆腰？为何姚雪垠后几卷把李自成写的如此不堪呢？

在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如何巧妙地平衡生活真实与艺术改编，始终是创作者们面临的关键课题。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尤其是在虚实相生的运用上，为我们展现了历史与虚构融合的精妙范例。

《李自成》以明末农民起义为背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虚构创作 ，从而使小说情节更加丰富曲折，人物形象也更为饱满立体。小说开篇描绘卢象升与高起潜之间的冲突时，虚构了一匹白雪宝驹作为矛盾的引子。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或许并没有这匹引人注目的宝驹，但作者通过这样的虚构，细腻地刻画了卢高二人的心理与神态。

高起潜作为当红太监，垂涎宝驹，其索贿时的嘴脸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卢象升身为不得志的忠臣，坚决不愿用宝驹讨好高起潜，展现出刚正不阿的品质。这一虚构情节，生动地反映了明廷官场风气的腐败，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朽。尽管白雪宝驹是虚构的元素，但类似的权力斗争、官场倾轧在明朝末年却是屡见不鲜，这种虚构以小见大，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真实的历史氛围，使读者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的本质。

在人物塑造方面，虚构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自成的原配高氏收养的孤儿慧梅，便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出彩人物 。慧梅与张鼐青梅竹马，本有着纯真美好的感情。然而，出于顾全大局的考量，她无奈嫁给率兵来投的袁时中。但袁时中后来出卖闯营，为了家国大义，慧梅与他周旋，最终香消玉殒。慧梅的感情经历曲折复杂，她的故事在小说中自成一条线索。这一虚构人物的命运与袁李争锋的时代背景紧密交织，不仅没有让读者感到突兀，反而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元。

不过，虚构也并非毫无瑕疵。李自成这一主角的形象，就因虚构而产生了一些前后矛盾的问题 。在作者最初的观念中，李自成的起义具有反抗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在小说的前三卷中，李自成被塑造为一个理想统治者和古典主义悲剧英雄的形象。他韬略过人，面对困境总能冷静应对，制定出合理的战略；他礼贤下士，对待下属和百姓宽厚仁慈，深受众人爱戴。在商洛山被困时，他带领将士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斗争，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然而，在后两卷中，李自成的形象却迅速坍塌。攻入京城后，他变得骄傲自满，贪图享乐，忽视了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威胁，战略决策屡屡失误，最终导致失败。小说前后李自成的形象经历了巨大的转折，而作者略去了从开封围城到北京城破的一段内容，使得主人公的这种变化缺乏合理的过渡和解释，显得十分矛盾。这种失误的原因，一方面与小说成书的不连贯有关，创作过程长达数十年，期间作者的思想也有所转变；另一方面，也归咎于作者在虚构时没有把握好改编的尺度，过于注重传达自己的思想，而忽视了还原生活的真实性。

在完成对局部素材的精心整理、巧妙加工以及富有创意的衍生创作后，如何巧妙地组织现实事件与原创情节，成为了创作中的又一关键难题。姚雪垠在《李自成》中给出了独具匠心的解答，他采用了多线并行的叙事方式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小说以李自成的戎马生涯为主线，犹如一条坚韧的丝线，串联起整个故事的脉络 。以主人公为核心，向外辐射展开对其对手、盟友、下属等众多关联人物的细腻塑造。每个人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故事线，这些故事线相互交织，如同层层包裹的线团。最外层的人物看似彼此毫无关联，但实际上都受到中心线索的深远影响和紧密牵连，最终形成了一种冲突与共性交织的独特叙事格局。

明末时期，萧条、荒凉、衰败的末世景象如同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着整个社会，这一景象贯穿全书，成为了小说的基调，即所谓的共性 。然而，姚雪垠并不满足于仅仅采用居高临下、俯瞰全局的宏大史诗叙事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无法充分贯彻和承载他描写广阔社会生活与众生百相的写作目的。为了深入挖掘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也为了给读者带来更加震撼、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他常常采用上帝视角，以多镜头、全局式的手法描写各方势力的发展变化。他既生动地描绘战阵上的激烈交锋，展现刀光剑影、生死相搏的紧张场面；又细致地刻画沙场外的智谋博弈，揭示各方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民间的风土人情，展现普通百姓在乱世中的生活百态。

在这种多线叙事的模式下，险象环生、残酷危急的战场环境与战争间隙生活化、风俗化的场景相互交织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东林党官员的腐败无能，在作者的笔下被揭露得淋漓尽致，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贪污受贿、争权夺利；中原大地的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生民倒悬的危急情势，让人触目惊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沧桑。叙述焦点在明军与起义军、朝堂与江湖之间频繁来回切换，冲突自然而然地产生，并且常常衍生出强烈的对比效果。

在第一卷中，当朝廷与起义军因长期征战而弹尽粮绝，都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时 ，作者在北京城营造出寂静与严肃、忧郁与沉闷的压抑氛围。他描绘了灾民四起、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百姓们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痛苦挣扎，生命如风中残烛般脆弱。而朝堂上，君臣们却一面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试图掩盖国家的危机；一面又工于心计、暗含猜忌，为了权力和利益明争暗斗。崇祯皇帝尽管有时会展露出一种流于表面的忧心国事和虚心纳谏，但他实际上缺乏耐心与胆识。

在面对疑难问题时，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将难题留给臣子，一旦出现差错，便毫不犹豫地将责任推卸给臣子，将其下狱问罪。卢象升、孙传庭等忠臣良将，都难逃被他几起几落、最终含冤而死的命运。与此同时，李自成则因张献忠等陕西起义军相继接受招安，陷入了四面楚歌、不得不背水一战的绝境。但读者在阅读时并不会感到压抑和气馁，这不仅是因为读者所处的上帝视角能够预见战事的结果，还与作者精心勾勒的闯营生活图景密切相关。

在闯营中，讨论战略时，将领们各抒己见，充满智慧和谋略；征集粮草时，众人齐心协力，展现出团结一心的精神。在许多充斥着原创细节的场合中，主角李自成表露出沉稳镇定、敢作敢当的个性，闯营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士气高涨。这些鲜明的对比，都是共性中孕育冲突的典型例子。

《李自成》第四卷的前期情节基本围绕闯王进京这一重大事件展开 ，直到崇祯自缢一幕达到高潮。随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封建王朝的轰然逝去，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作者却不惜用几章篇幅来讲述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女的故事。费珍娥深受礼教思想的熏陶，这种思想促使她对苟延残喘的明王朝忠心耿耿。她冒充公主，在险死还生后仍立誓刺杀李自成，执意要将自己年轻的生命与腐朽的王朝一同葬送，她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窦美仪本以为大难临头，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没想到一朝入宫竟得享富贵，正在她欣喜之时，却浑然不知即将到来的悲剧命运正悄然降临。她们几人都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生死存亡全然不由自主，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

这些情节虽托名现实中的人物，但心理描写之细致显然依赖于作者汪洋恣肆的想象。然而，正是因为这些情节融入了时代潮流的共性特征，所以才显得真实自然，毫不突兀。正如作者所说：“在一个复杂的悲剧时代，由于不同的生活条件和思想原因，大人物扮演着悲剧角色，小人物也扮演着悲剧角色。” 共性中孕育着冲突，冲突中又夹杂着共性，姚雪垠所采取的这种半朝半野、多线并行又有所交集的叙事方式，使小说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在叙述过程中，《李自成》以李自成为核心来组织故事，在顺序上并未完全遵循原本的时间和事件发展 。姚雪垠巧妙地弱化或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而更倾向于根据李自成的经历和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进行叙事。在同一时期，辽东的战争局势同样紧张，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物在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作者在前三卷中却将这部分内容虚化 。他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中原大地上的纷争，聚焦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率领的农民起义势力，以及崇祯皇帝、洪承畴这样的帝王和官僚。

当故事发展到第四、五卷时，这种以人物为核心的情节组织策略表现得更为明显 。崇祯的煤山自缢宣告了李自成闯王生涯的阶段性胜利，但此时的李自成距离统一天下的夙愿仍十分遥远。北方大地内有流寇之患，外有清军觊觎，江南流亡的南明小朝廷虽然短暂孱弱，但也有着许多可写之处。然而，作者却一转笔锋，大肆描绘李自成兴建宫殿、确定典仪、后宫选秀等场景，仅在只言片语中带过宫闱之外的情况。这些情节的截取，显然是基于李自成当时沉湎于胜利、不思进取的怠惰心理。李自成在取得胜利后，被眼前的繁华和权力所迷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斗志和进取心。他开始追求享乐，大兴土木，广纳美女，而忽视了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矛盾。作者通过对这些情节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李自成性格中的弱点和局限，也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除了对部分情节进行弱化处理，《李自成》在故事的重组过程中也时常受角色塑造的支配 。作者姚雪垠曾经就崇祯这一角色自成一书，即小说《崇祯皇帝》。这本书虽然是在《李自成》的基础上损益而成，但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独立创作的小说。《崇祯皇帝》围绕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一人物形象展开 ，用全新的视角衡量和看待李自成的起义与满清的崛起。在这本书中，崇祯一朝所面临的政事积弊、吏治腐败等内忧外患，被更为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崇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反面人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

在面对国家的危机时，他也曾试图力挽狂澜，进行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的迟疑与畏缩，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情有可原。这促使读者将矛头调转，去思考悲剧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制度原因。通过《李自成》与《崇祯皇帝》两部作品的撰写 ，姚雪垠有意无意地建构起一组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在《李自成》中，读者主要从李自成的角度看待历史事件；而在《崇祯皇帝》中，读者则从崇祯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事件。当主人公发生转变时，故事重心也随之偏移，小说情节的组织构架便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