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司令部参谋王非回忆陈赓将军在南征过程中顾全局抓大事讲团结

顾全局抓大事讲团结

—陈赓将军在南征中的领导特点

王非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已进入后期，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形势将战争推向战略追击阶段。毛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全党全军发出伟大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与战略任务的需要，当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第二野战军4兵团由原陈谢作战集团编成，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部队现状同新形势、新任务和新作战条件的不适应，特别是干部思想观念的不适应。干部战略思想的转变成为能否完成战略追击任务的首要问题。于是，于2月20日在河南深河召开了第一次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重点解决中高级干部观念的转变问题。

陈赓同志在讲话中着重指出为什么要转变的问题。他说，大的形势变了，不是战争开始的敌强我弱，也不是决战中的敌我相当，而是我以400万胜利之师歼灭敌人百万余人的残存力量;敌以“和平”花招，妄图划江而治，保存残余力量;我则以强渡长江，穷追全歼逃敌，解放全中国为既定目标。

据此。作战指导思想上也随之转变。不是以前的先占农村后占城市，而是变为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不是以强攻为主，而是在准备强攻的同时，力争运用和平解决的方式;不是以往各个地区各自为战，而是4大野战军统一实施大追击;在作战形式上，不是稳步一股一股的打，而是要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敌之最后几个兵团。

作战地区的条件也变了。将由干旱的北方根据地，转到高温、多雨和江河纵横的南方新的作战地区，甚至云贵高原山岳丛林地区。陈赓同志说，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实际。形势要求我们真正理解这些实际，要求我们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来规范和指导战略追击任务的实施。

我们部队的情况如何?背着过去“打胜仗”的老包袱，有的居功索赏，争名争位;有的自居高明，对地方党政和友军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甚至有的产生止步观念，想家思亲，打算离队。尽管表现多样，但其根源都来之于骄傲自满和“半截子革命思想”。由此而阻碍了我们对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的理解和响应。如不及时纠正，势必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与对内对外的团结协同;影响对中央新战略、新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对新区作战条件的认识和运用。从而在指挥上可能陷入盲目性，失去指导战略追击的主动权。

根据对部队上述思想情况的研究与剖析，在陈赓同志领导下，一个以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反对骄傲自满，反对“半截子革命思想”，虚心学习新形势、新任务的运动在4兵团上下展开，指导着渡江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陈赓同志十分注意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善于理论结合实际。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主要问题上，不抓则已，要抓就抓住不放。特别是在抓大事与对内对外团结的问题，他认为是事关大局的“天大的问题”，他从渡江准备一直抓到解放云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部队进入湖北省麻城、黄梅集结地后，部分群众对我军有疑虑态度，因而用“中州”纸币买菜困难。我军就有人指责群众“落后”，“哪里像个老根据地?”听到这些反映，陈赓同志非常重视，他专门召开军、师主要领导于部会议，要求向全军讲清我军“三进三出”大别山的历史背景，大力向群众宣传目前的大好形势。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抽出部分硬币进行采购物资。

部队进到长江北岸待命后，发现船民中有怕敌枪炮火力的现象，部队北方人居多，对此亦产生了“怕翻船”、“怕敌舰”、“怕水战”的顾虑。陈赓同志觉得由此而可能发展成为怕渡长江与缺乏必胜信心。于是，他硬亲自到附近的两个军，参加干部战士的渡江前准备，进行思想教育，解除思想顾虑。同时，决定以船为单位组成战斗群体，相互谈心，使船民们了解炮弹运行实况和我军的压制力量，学会简易划船、救护，以防船民发生意外之事。

我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之后，陈赓率部穷追猛打，连战连捷，顺利进入江西新区。其间曾发生了个别指战员因语言障碍而打骂向导和拆走车站通讯设备等事件。陈赓同志认为这是关系我军在新区的形象和对接管城市纪律的大事，要求个别领导书面检查，通报全军，从而赢得了江西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陈赓的铁军37师经过浴血奋战进入南昌后，受到3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5月25日，4兵团奉命加入四野作战序列。陈赓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要广泛宣传四野开辟东北、特别是辽沈战役的伟大功绩，介绍四野的优良战斗作风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虚心向四野部队学习。

陈赓还强调说，四野司令员是林彪，他是黄埔4期的，我是黄埔1期的，我们副司令员郭天民是黄埔3期的，我们兵团里还有一些同志比林彪入党早几年，但是，我们都不能摆老资格，必须尊重他，服从他的指挥。这是组织原则，我们都要遵守。

湘赣作战结束，准备进军两广。陈赓同志又于8月1日在江西吉安第二次召开r团以上十部大会。除总结渡江后追歼刘汝明兵团的作战与接管南昌、执行城市政策等经验外，着重检查了渡江以来的内外团结和政策纪律问题，作为南进广东的思想准备。他根据广东的政治社会特点指出:广东人民接受革命思想最早，从鸦片战争抗击英帝国主义到目前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我党领导下的两广纵队、林平纵队和好几股分散的游击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一直坚持着反蒋武装斗争。这还不应该我们学习吗?他强调指出:军内外的团结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要做到真正的团结，就必须看到别人的优点，虚心向人家学习，体谅别人的困难。

广州解放后，在两阳战役、广西战役中，遇到民族语言障碍、沿海河流和潮水涨落规律不熟悉等困难，都是由游击队派来的“翻译官”、“顾问”随军解决的，保证了部队的高速迁回，顺利地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圆满地完成了广西作战任务。

准备进军云南之前，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解放云南电报)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陈赓同志又看到新的矛盾，是部队的思想现状同云南极复杂情况很不适应。云南的情况比已往走过的地方更加特殊:20多个少数民族，大多是由头人、土司统治;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未受战斗冲击;4040多公里边防线，历史形成“有边无防”，不少民族习惯于跨界而居;气候从高寒山区到亚热带雨林，山脉横断，江河纵横，水流湍急;参战的不仅有四野38军和“边纵”游击队，而且还有起义部队....…而兵团的任务也同以往大有不同，不仅要解放云南，还要经营云南，任务艰巨而问题十分复杂。

我们兵团部队的情况如何?两广战役中打得不差，带来了兴奋和信心;但欢呼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居功骄横和违犯战场纪律现象。怎样去适应云南的经营任务?他认为必须大力整顿，牢固树立团结、纪律观念和长期艰苦奋斗思想。可是国民党的汤尧兵团已逃入滇南，若不及时消灭于国境之内，不仅影响国防的建设，而且还会给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军造成很大的压力。据此，他提出以一部分部队急进滇南追歼汤尧兵团，主力在南宁整顿的方案。经中央军委和二野刘邓首长批准后，他决心以13军的两个师超速入滇作战，同时在南宁召开兵团党委扩大会。他要求13军部队必须牢记只有团结好才能打好仗的道理，上下都要牢牢记住“团结、战斗、胜利”6个字。他特别强调要尊重云南地下党和“边纵”部队，要善于团结和引导卢汉起义部队，要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质，不论到哪里打仗都要首先做好民族土司、头人、山官的工作。

在元江歼灭汤尧主力南追其残部时，他还特别电示先头部队指挥员要经过傣族土司同意后，才能进入傣区。从而得到了傣族进步土司召存信和西双版纳各族人民的大力帮助。召存信亲自为陈赓的爱将吴效阂作向导，率领部队过澜沧江，穿过原始森林和瘴病地区，很快肃清了逃到云南边疆的国民党军的残兵余卒。

4兵团主力在进军云南途中，中央新的指示是:部队入滇后，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陈赓同志和新来的宋任穷政委一致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新指示。他们又特别规定:不准说不团结的话，不准做不团结的事，别人不团结的言行也不准扩散。

我当时在兵团司令部工作，从陈赓司令员的言行中，在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大事”?怎样才叫做“顾大局”、“抓大事”这个问题上有所提高。同时对“顾大局”、“抓大事”与“讲团结”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上也有很大提高。正如部队著名作家苏策评价的那样，陈赓同志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在乎”。

陈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将之鹰、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指挥的部队是一支以红军为基础，参加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英雄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他们首战上党，出击同蒲，西进吕梁，横扫晋南，屡立战功。在战略反攻阶段，他们强渡黄河，开辟豫西，鏖战洛阳，逐鹿中原，为扭转战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随后，他的英雄部队参加淮海大战，协同兄弟部队把蒋家王朝的精锐兵团消灭在江北。

尤其是在我军过江后的战略追击阶段，他的英雄部队参加八千里大追歼，持续时间之长，追击距离之远，征途之艰苦，战斗之频繁，指战员之神勇，战果之辉煌，都可以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