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伯驹逛青楼时与国军中将争妓，娶回家后此女名扬四海

纱帘后的琵琶：张伯驹与潘素的上海劫与人间烟火

1935年的上海，繁华似锦，灯红酒绿。在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一家青楼里，一场关乎爱情与命运的争夺悄然展开。张伯驹，这位风流倜傥的民国四公子，与一位国军中将同时对一名才貌双全的清倌人潘素倾心。最终，张伯驹凭借自己的机智和朋友的帮助，成功将潘素娶回家。这段曲折的姻缘不仅改变了潘素的命运，更让她成为了一位享誉艺术界的才女。

先把话挑明：那一年，钱来得快，消息也来得快。银行像潮水，一家一家往黄浦江边聚。盐业银行的当家吴鼎昌，把总处也挪到了上海，说什么“要找个稳妥的人坐镇分行”。他打量来打量去，最后盯上了张伯驹——出身体面，手腕不俗，最关键，能撑得住场子。张伯驹本不是爱戴袖章的人，他爱的是笔墨、古帖、戏台上那点水袖。若不是父亲临去前丢下一句“家门要有人支着”，他多半不会走进银行。

到了上海，他也不愿去什么宿舍楼。转了几条马路，在陕西南路找了栋带花园的小洋房，窗台上摆两盆栀子花，墨几案放在靠北的那间屋子里，算是落了脚。白天，他穿着挺括的西装与领带，在账本间核来核去；晚上，脱下外套，卷起衬衣袖子，看会《锁麟囊》，或懒懒地磨墨画兰。人嘛，总得有几样才觉得活着。

故事的拐点，发生在一次饭后闲聊。老相识从外埠来沪，两人在霞飞路边的小馆子里喝了两盅，旧人说起“西藏路那头，有个清倌人，琴棋书画都不赖，偏偏清清白白，像院子里没落灰的白瓷”。张伯驹笑他夸张，可第二天，还是鬼使神差去了。

那家青楼做事讲规矩，琵琶一响，帘子先落。台上人就在纱后，手指如白玉，琴声干净得让人心里一颤。曲终，帘子轻起，是个眉眼带着江南水意的女子。不是艳，是净。她叫潘素，台下人喊她“潘妃”，一身淡色衣裳，眼里却有风雪见多的清醒。张伯驹没忍住，在小几上抄了纸，当场写了副嵌名的小对，借古人影子、说她心手，把“潘妃”两个字藏在里面。她看完，抬眼那一下，像夜里点亮了一盏灯。

要说这姑娘的来路，话头还得扯回到苏州。她是潘世恩的后人，算是书香的末代余波。家道早就落了，父亲花钱像撒豆，祖上的家底被他掏得稀薄。母亲倒是讲文气，给她请先生教字教画，可惜天不肯多留，潘素十三岁那年，母亲走了。后来的日子，家里进了一位厉害的后母，硬生生把孩子塞进了销金窝。她说自己是“卖艺不卖身”，话虽硬，日子却不容易。七年下来，练了一手好技艺，也练会了看人脸色。到了二十，心里有一杆秤，情是情，命是命，都分得清。

张伯驹又去了几次。每回都点她，不是点她作陪，是点她的琵琶。他们偶尔也说些闲话——谈宋人的小楷，谈明代的设色，谈某个戏班子的新戏。张伯驹时不时带些纸墨去，抬手递给她：“你写写看。”她笑，不多话，提笔下去沉稳干净。两个人的心意，从对字的颜色里，从一个眼神的停顿里，一点一点地被彼此摸到。

可青楼里没有神仙日子。老鸨看得明白：潘素是她这家店的招牌，是手心里那块宝。你想赎？好啊，拿钱说话，最好永远拿不够。更不巧的是，上海滩的风总先吹到权贵的耳朵里。一个姓臧的军中人物，官衔不小，脾气更不小，盯上了潘素。他来时，随从在门口站一排，人一进门，烟味、皮靴味、油光光的斜眼，一并都进来了。他把话说得直白：“这姑娘，我要。”这种人最怕你柔软，一个“要”字就够叫人头皮发紧。

张伯驹见势不是个善茬。臧某看他总在，开始使些暗手——有人盯梢，有人吹风，有人挑拨。两人没公开翻脸，但那股火气，隔着人群也能闻出来。最狠的一回，臧某借了个名头，说要“整顿娼所”，把那条街的门一口气都封了，还把潘素“保护性”转移到了某处宅子里。保护？说白了是圈养。

这下张伯驹坐不住。白天他在银行里笑脸应对，晚上就开始四处托人打听。上海这种地方，消息像雨后水汽，泄得快也散得快。他想到一个人：孙曜东。别人管他叫“社交场上的点子王”，男女通吃，什么场都能说上话。张伯驹把前因后果一股脑儿倒出来，孙曜东听完，端着杯子敲了敲桌边：“硬闯不成，得把人引走。”

几天后，法租界某处，一场名义很好的酒会——慈善募捐。请帖上有臧某的名字，也有一串上海名头。那晚，灯火辉煌，香槟泡泡里都是客气话。臧某被围在光圈里，嘴上说“国家大义”，眼睛却不时飘。与此同时，张伯驹换了身不起眼的衣裳，带上两个信得过的朋友，摸进了那处僻静的小院。院里有狗，先给了骨头；门上有锁，先动了手脚。屋里很静，推开门时，潘素坐在床沿，面前是一本翻了角的旧谱。她一抬头，眼睛红了，没哭出声，手却抖起来。

走吧。多一个字都是废话。他们没敢在上海停，连夜上了那班开往北方的火车。冬夜的车厢里烧煤，空气又干又烫，茶缸里的水摇来摇去，窗外是退后的灯火。两个人靠着坐，一句话说一半，便又咽回去，怕惊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到了北平，世界像突然变旧了。城墙的砖头上有风留下的灰，胡同口的早点摊冒着烟。张伯驹在西城找了个四合院，院里一棵石榴树，春天开花红得不太安分。请了一位做饭的老太太，一个腿脚利索的小厮，日子一点点铺开。潘素把琴谱摊在炕桌上，上午练琴，下午作画，晚上写字。张伯驹把柜子里的文房收拾给她，又拿出自己珍爱的一些拓本：“你临临这个。”

人来得也快。北平的空气里有读书人的气，他们闻到动静，总爱凑一凑。画家、诗人、戏院里唱花脸的，都来坐坐。人群里有一个老人，胡子白得像霜，眼睛里却透着孩子气。他看了潘素的画，先笑，后点头，最后说：“来，我教你几手。”这位，便是齐白石。你想啊，一个姑娘从青楼出来，遇到这样一个老师，还愿意一笔一画教她，天上掉馅饼都不过如此。

她学得很快。齐白石也不藏着掖着，画到要紧处，拿她的手按住：“收。”慢慢地，潘素画里有了她自己的味道——线条不紧不慢，墨色里有气，花鸟有情。她偶尔会在家里开个小型的雅集，把琴架在曲几上，先来一段《十面埋伏》，再请诸位移步看画。那天她第一次在大舞台上露面，是在北城最热闹的戏园子。灯光亮起，她穿一件浅色旗袍，腰线干净，姿态安静。琴声落下去，台下就安静了，像风停在屋檐。曲末，掌声像浪，一拨一拨地涌。

人一抬起来，婚事也就水到渠成。张伯驹用了不算张扬的方式，却把该有的情致一一做到。那天来了不少熟人，齐白石老人提笔写下吉语，落款是个顽皮的笑。婚后，两人并没有把日子过成温水。屋里常有客人，墙上常换画。张伯驹爱摆弄收藏，拿出来讲两句由头，朋友们围着听，兴到处还会拿出几方印章让人传着看。潘素则在一旁，端着琴走过来：“讲累了，听一段？”

世道不会一直温柔。后来，北平城起了风声，枪炮的影子越压越近。很多人提着箱子往南挪，他们也不例外。离开那天，院门口的石榴树正好落了一地花，红得叫人心碎。两人挑了几件真正不能舍的古物，其余许多都捐了出去——捐给国立中央博物院。这决定来得痛痛快快，好像剪下一缕长发。有人说他们傻：这是值钱的东西啊。他们说：“值钱不如值命，值命不如值义。”

成都的雨是细的。屋檐下总挂着一线水，竹子一夜能长一节。这里聚了不少逃难的文人，家常话到最后都绕不开时局——你说说，我说说，谁都叹。潘素在这样的雨里画画，墨色更有层次了。她开始试着把一些西法藏进了笔墨里，光影从花瓣上滑过去，人物眼里有了现代的复杂。偶尔有人来家里，听她在雨声里弹琴，那种温柔，像把人从沉闷里拉出去透口气。

有一次，一个说法语的先生来了，在屋里看画看了半天，忽然站起来拥抱她，说了一串她后来才完全听懂的话。没多久，国外的一本文艺杂志便刊出长文，说中国有位女画家，画里有山水，也有时代的伤痕。名字一上了纸，传出去，人的命运就像插上了翅膀。

张伯驹没闲着。他打开一本本旧书，做卡片，整理脉络，想写一部自己的中国艺术史。他这种人写书，讲究到近乎固执——每个朝代、每条技法，都要像摆布棋子一样摆清楚。夜里灯亮到很晚，潘素在一旁替他抄写、校对，端了热茶又换凉水，偶尔抬头，与他对视两秒，什么都没说。三年时间，厚厚一摞手稿变成了铅字，书面世后，圈里人都夸，用的是那种不轻易落在纸上的赞叹。后来有外洋出版社想出外文版，说“让他们也看看你们的美”。

战火有一天还是停了。他们回到北平，心里明白，回去的不一定是原来的世界。老友多半散了，留下来的脸上都有时间刻过的痕。可人还得往前走。他们提议恢复周日的聚会，大家有空就来，没空就下回。门一开，茶一泡，或者谈书，或者聊画，有时也什么都不谈，只听潘素弹一个午后。冬天时，屋里生了火盆，外头风响，屋里是琴声，一冷一暖，才像生活。

慢慢地，名声越传越远。有人从南方来，有人从海外来，带着邀请函。国外的博物馆说：办个展吧；大学说：来讲几讲。两人便拎着箱子走上了另一条路。车站的钟声响一遍一遍，他们在异国的灯下看自己的画，听陌生人用别的语言谈中国的山水、线条、空白。张伯驹站在讲台上，拿着指示棒，讲青铜纹饰的演变，讲元人山水的骨法，最后说起一段曲子，说起一个姑娘，眼里会露出只有自己知道的笑。

我常想，如果没有那扇帘子后的第一曲，如果没有那场看似热闹其实险恶的酒会，如果没有夜里驶向北方的列车——他们会不会仍旧遇见？人这一生，谁不是被命运推搡着走两步，自己又倔强地走回一步。张伯驹救的是一个人，也是从泥里救出了一门手艺、一点风骨；潘素爱的是一个人，也是拿琴声、拿笔墨把自己从黑处照亮。多年以后，他们在不同的光下走来走去，有时光芒万丈，有时也会落进影子里。可一想到那一夜车窗外的风和室内轻轻合上的门，心里就安稳：原来“琴瑟和鸣”，不是四个字，是两个人捱在一起，边走边写的日子。